“你不要再颤了！烦死人了！”
我趁着疼痛小憩，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梁雨听到我的喊叫便像触电似的动了一下。这时，又一阵疼痛冲击波似的掠过我的五脏六腑，超越了我的思维和意志，让我在它面前丧失了一个文明人应有的行为准则，我用一种更加疯狂的嚎叫与疼痛抗衡。我知道，用世俗的眼光看，迫于疼痛的压力而大呼小叫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这只是粗略的统计，实际上比例还要大），在生活中你要忍受贫穷以及生活的枯燥；在医院里就要忍受疼痛，你因为疼痛而嚎叫，至少说明你不够坚强和勇敢，而坚强勇敢的反面则是软弱、胆怯，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已经丧失了某种美德。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3）
这些思考都是疼痛过后的反思，而此刻我已被疼痛折磨得几乎可以说人事不知，脑子里除去对于疼痛的恐惧外什么都没有，像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过去的一切统统不留痕迹。
在张同走进病房的一刹那，我的一片空茫的思维中就闪现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人民的大救星来了！
张同的脸上还是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他轻捷地走到我的身旁，带着一股清风（这是污浊的病房里绝对不可能有的，到我临死前也没弄明白伴随着张同的那股清风从何而来），他示意梁雨让开，然后弯下腰轻轻掀开被子，解开那根紧紧捆缚着我的带子，查看我的刀口。奇怪的是，在张同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刚才还万分凶猛如狼似虎的疼痛已不知去向。
“还好吧？真的很疼？”
张同一边为我重新将身体包裹好，一边侧着头问我。
王丽走上来帮张同，于捷则插着两手站在一旁，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于捷是大夫里面的另类，他既不象张同那样有着漫无边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不象大多数医生，对于病人的病痛熟视无睹，在他那副近乎玩世不恭的表情下隐藏着什么，是谁也揣摩不透的。
我嗫嚅道：“刚才很疼……现在好多了……”
张同直起腰，凝视着我说：“最好能忍一下，阵痛药对你会有副作用的。”
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道：“这种术后疼痛应该是能忍受的，而且依照你的情况……”
张同没有说下去，他不刺激病人，这是后来在许多次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的，张同的思维是标准的医生式的，他在考虑人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总是以身体为前提，一不留神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在以后的一次约会中，张同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当时是在东交民巷那条幽静而洋气的街上的一家上海菜馆儿里吃饭，我已经历了三次化疗，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所以尽管当时正侄盛夏，我还是戴了一顶飞着花边儿的兰色蜡染小帽儿。他见我吃得满头大汗，就建议我摘掉帽子。我听张同这么说，就连忙用手护着我的头，生怕有人猛然将我的帽子掠掉。他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道：
“病人的神经十分脆弱，可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患病以后，这个人的精神也就跟着出了问题，这么说吧，通常意义上讲，健康的精神有赖于健康的肌体，你能同意我这话吧？”
张同说完，夹起一片蜜汁儿糯米藕放到嘴里。
我问他那我做完手术后为什么不让我喊叫。他有些吃惊地张大嘴，说他并没有不让我喊叫，只是觉得我的精神世界非一般人，毕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张同的幽默很愚蠢，远没有他的医术那么高超。
我仔细想了想，的确如张同所说，并非他不让我喊叫，而是我看见了张同以后就再没叫唤过。
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于捷和王丽消失了，梁雨还傻傻地躲在一旁发愣，显然，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生的地位与上帝无二，其他的人只是可怜的陪衬而已，梁雨，以及他那对于我的成分复杂的爱情都是那么的不起眼儿，像是一件过时的衣服，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我意识深层的喜新厌旧的传统恶习在起作用，还是由于梁雨和小凌的那段爱情让我“怀恨在心”，反正无论梁雨如何向我表达他的感情，我都无动于衷，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由此我想到，残酷的确是病态的，尤其在我这样一个癌症患者身上。
张同走出病房的时候，在梁雨身旁站住了，然后他示意梁雨跟他出病房。我能猜出张同对梁雨都说些什么，无非是老一套，不外乎是些临终关怀之类的嘱咐。
五分钟以后，梁雨回来了。我问他张同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还能说什么，不就是那些话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梁雨表现出对于张同的不屑一顾。
“你怎么不叫唤了？张同对于你来说也就相当于一针吗啡，止止疼也就算了，你真指望他能爱上你？做梦吧。他那种人无论脑子里还是眼睛里，有的只是器官和组织，他要是脱了那件白大褂儿就什么都不是了，跟一傻逼没什么两样。”
梁雨的话虽然可说是“一针见血”，但对于我来说却失去了一针见血的效用，我既没因为他这番话心惊胆战，也没有因他窥破了我的心思而羞愧难当，相反，我相当坦然，我平展展地躺在病床上，眼睛的上方是晶莹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朝我的血管里不厌其烦地流，耳旁是心脏监视器不时发出的“滴滴”的声响，窗外的夕阳虽然失去了力量，但让你觉得暖融融的，与我虚弱的体力正相匹配，身体里的疼痛彻底沉睡在某个角落里，舒适的氛围便在整个病房里弥漫开。细细想来，这种坦然恐怕仰仗于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谁能不承认癌细胞是细胞家族里的老大呢，有了它我还怕谁？
我翻一下白眼，警告梁雨，你说这些没用，我已是个垂死之人，除了生和死，世间的一切对我都没用。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至于张同傻逼不傻逼跟我没多大关系，就算我爱他（说出‘爱’这个词儿的时候，吓了我自己一跳，因为在这之前我对张同的感情很暧昧，谈不上爱），那我也只能将这种高尚的感情带进坟墓，谁会接受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感情呢。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4）
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余利和蓓蓓才来。余利的羊绒围巾上残留着雪粒儿，我问下雪了？余利说已经下了大半天了，越下越大。蓓蓓的脸冻得通红，她像只小鹿似的窜到我面前，搂着我的肩撒娇。她爬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对我说，妈，李扬吻我了。我问她什么时候。昨天下了体育课，收铅球的时候，男生他收，女生我收，我拿不了，李扬帮我，他突然把嘴凑到我的嘴上，然后就吻了。在操场上？是呀。没人看见吗，你们老师也不管？老师管这个干吗，不过老师早回办公室了，而且我们接吻的时候是在一个空挡，就是大家都回教室拿课本的时候
，因为下一堂是计算机课。那你们不拿课本？蓓蓓烦了，她没有耐心再解释下去，这一代人是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解释一件事情上的，哪怕别人误解，他们也不在乎。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他没什么进一步的举动？蓓蓓摇头。我让蓓蓓最好这一段时间躲他远点，否则这种青春期男孩儿情欲大发作，你可就要倒霉了。蓓蓓笑起来，妈，你还挺懂的。我说废话，我都多大岁数了，再不懂这个就更没法活了。停了一会儿，蓓蓓又悄悄对我说：
“妈，我很好奇，能不能跟他来一次。”
“不行！”
“为什么？”
“你是学生呀！”
“谁说学生不许有性生活了。”
我和蓓蓓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惹得在一旁聊得正欢的余利和梁雨扭头看我们。
我被蓓蓓问得哑口无言，幸好这时一阵疼痛袭来，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才打断了我和蓓蓓的交谈。梁雨和余利一边一个站在我身旁，看得出来，两个男人对于我的关切程度是相同的。他们几乎一口同声问我要不要找大夫。我摇头，不一会儿只觉得周身已经大汗淋漓。无奈，梁雨叫来了值班医生，是个从安徽来的实习医生，鼹鼠似的眦着两颗门牙，他佝偻着身子站在我的床前看了我大约三十秒，就吩咐护士（那个有着一双陌生眼睛的护士）给我一针镇静剂，让我睡觉。护士接了旨像只蝴蝶似的旋转着出了门，一会儿就举着个针管儿进来了，她将针管儿里的药液注入到点滴瓶里，然后轻轻说了声，好了。就又旋转出去了。
再醒过来时，天已经黑透，说不准几点钟，我看见只有余利一个人借着墙角的一盏壁灯看报纸。那个小姑娘已经睡着了，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见我醒了，余利说，呀，你可醒了，张主任来了三次，还有那个安徽实习大夫，好象安徽大夫给你用错了药，不应该用那么大剂量的镇静剂，我看那个安徽大夫也怪可怜的，岁数绝对比张主任大，可让人家给训的够戗。张主任平时倒挺和蔼，训起人来简直是个暴君。
镇静剂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我的身体和意识沉得像石头，在加上四周既安静光线又暗，所以我打算再睡下去。可刚一闭眼余利就叫我，孩儿她妈，别睡了，一会儿张主任还要来看你，你就忍心让那个安徽大夫再遭训斥，醒醒吧，我陪你聊天。
我闭目阖眼地道，我只休息一会儿，没有睡呀，你尽管说你的。我听见余利走近我，然后摇我的胳膊，拽得我手上的针头一个劲儿地剜我的肉，可我就是睁不开眼。我听见老太太轻声阻止余利道，你让她睡吧，你看她困的。
我被一片嘈杂声包围着。我的船在水里漂浮，我觉得是在北海划船，跟中学同学在一起，一个外号叫杨大王八的男生掉进水里了，他身上那条极薄的短裤紧紧贴着肉，其他的同学看着杨大王八那凸显的阳物笑个不停。我看见那个叫王霞的女同学脸红红的，一言不发，我想，她肯定想到了那个，我心里禁不住也有些异样。
一片雪白映入我的眼睛。一群白大褂儿在我床前围成了一个半圆，他们簇拥着张同，眼睛都虔诚地望向他，似乎在朝拜。张同不厌其烦地叙述着我的病情，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或者假装我不在场，要不就当我是个丧失了思维的人，躺在病床上的只是一副躯体而已。反正我面对一帮查房的大夫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我的行为都不能由我自己支配了，我是个偶人儿，任意由他们摆弄，他们根本不用征得我的同意就可以随意地查看我的刀口（刀口虽然是他们赐与我的，但毕竟在我身上啊）。你看，此刻张同正示意于捷解开我身上的腹带，让大大小小的实习大夫们观赏我的刀口，然后向他们讲解这种手术的术后护理，以及下一步的治疗。讲解完了，又示意于捷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小个子男大夫帮我将附带捆好。在做完这一切以后，于捷瞥了我一眼。
白色的潮水退去以后，倦缩在角落里的余利像块岩石一样露出来了。他爬在椅背儿上熟睡着，报纸落在地上，张同他们竟然没有哄他出病房，按常规大夫查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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