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社会学者到底应不应该参与这样的研究？大学到底应不应该从事这样的研究？这涉及到价值问题，学术伦理问题，涉及到知识为谁？知识为什么的问题，也涉及到大学的理念与角色问题。再如近年科学上的发展，如复制羊、复制牛的出现，诚然是知识的突破，但究竟大学应不应该在“复制人”上投入研究呢？这涉及的问题与影响，其复杂性是难以估算的。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之创造的问题，它触及到伦理、法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它甚至触及到“什么是人”的问题。如果大学容许这样的研究，则究竟这是大学的“功用”或是大学的“误用”呢？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7节 展望２１世纪的大学
我们正在跨进２１世纪的门槛，而２１世纪必然会加剧全球化的趋势。罗马俱乐部（Ｔｈｅ Ｃｌｕｂ ｏｆ Ｒｏｍｅ）在１９９２年发表了《第一次全球革命》（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指出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新型态的全球社会的初期阶段。不能讳言，２０世纪末叶出现的初期阶段的全球社会实在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耶鲁大学的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在他《创世纪》（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书中，显然同意威尔斯（Ｗｅｌｌｓ）与汤因比的警告，那就是：全球社会是一个“教育”与“灾难”的竞赛。肯尼迪认为为了准备２１世纪全球社会的来临需有三要素，而第一个要素就是教育。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２１世纪，大学在整个教育中必然是重要的，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预见的，在充满竞争性的全球局面下，各个国家都必然会对教育增加投资，而大学的经费也必然会在整个教育经费中占一相对高的比重（据１９９０ ＵＮＥＳＣＯ年报所示，英国占１９％，日本占２２．２％，加拿大占２８．６％，美国则高占４０％。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发展是国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大学不止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来源，也是产生知识最主要的地方。据统计，诺贝尔奖成果中有７０％是在一流大学做出的，世界上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也有７０％是在一流大学做出的。有人说２ｌ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来说的，我只想说，如果中国人的地区没有五十到一百间一流的大学，那么，这个说法最多是良好愿望的一种自我陶醉。
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大学是任何社会中最前沿的组织体之一，因为大学是先天上最具世界性格的，诚如胡笙（Ｔ·ＴＨｕｓｅｎ）所说：“学术的意索（ｅｔｈｏｓ）意含着普世主义。”在这里，我想指出，全球化应该是世界结构中多元现代性的出现，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散。别的不说，现在大学的领域中，我们发现第三世界及亚太新兴的工业国家中有超过一百万学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学攻读。这一现象显示了全球化过程中学术文化上不平衡的倾斜。这一倾斜更强烈说明了欧美的优势，也说明了非西方国家的“西化”的倾向性，当然，这些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往往是日后成为本国现代化的动力。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例子，他留学德国，但他办北京大学是促进中国学术上、教育上的现代化，他还说过：“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的输出。”蔡先生这样的想法应该是２１世纪中国的大学所认同的。
我上面提到资讯科技之发展，在２１世纪将对大学产生新的挑战与影响。事实上，资讯科技已经迅速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了，在商业、娱乐、文化各领域中正在产生迹近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它对大学的影响会如何呢？征诸过去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学是不容易改变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学门外发生的。近八十年前，爱迪生认为电影将“注定将我们的教育制度革命化”，１９５７年福特基金会报告预见地说，电视是“自活版印刷术出现后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这些预言后来证明都是绝对夸大了。今天，也有人认为资讯科技将使我们熟悉的大学制度寿终正寝。我敢肯定地说，这样的预言也必然被证明是夸大的，不过，资讯科技对于大学制度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传统教与学的性质，诸如时空的改变，教者与学者角色的改变等，在根本层次上，它甚至会影响到知识的性格，诸如什么才算是知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人在知识产生的过程中是如何参与的？知识又当如何评估？资讯科学对于大学之“功用”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也即它对大学之教学、研究与服务三方面的功能都有增加扩大其效率与效能的机会，因此没有一个大学可以有不利用这些新科技的奢侈。可是近年新设立的大学，如１９９０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设立的Ｍｉｒ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５年在亚里桑那成立的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或美国西部设立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全面走上虚拟教学（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数码大学之路，则与我们现有的大学大为不同，它们是没有校园的大学，是没有“学人社会”的大学。我个人不会喜欢这样的大学，但我认为它们会有生存发展的巨大空间。它们会是“另类”的大学，不会是２１世纪大学的主流。无论如何，２１世纪的大学系统将比２０世纪更为多元化，大学的功能将更为区分化，大学的素质将更为层级化，而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也将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新的思考。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8节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谢 泳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时间并不长。
去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有文章把北京大学的建校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转引自《大学的功用》２页，江西教育出版社）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十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２０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２０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２０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１９２１年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奄汇稿》第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７页，１９３０年版）从叶公绰的这番话中，可以大致看出２０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9节 两个先天的优越性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