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两个问题，将会影响到对大学理念的正确形成。第一个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有一些理论家、一些领导者受到市场大潮的影响，不考虑教育的特殊性，把教育等同于一般商品，鼓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受这种“泛市场化”潮流的影响，有些政府单位希望并且实施通过市场的办法来发展教育的增量，把“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当成在财政上甩掉教育发展这个“包袱”的幌子，这种氛围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理念的正确形成。我们很担心，在这种氛围下形成的大学理念能不能使大学真正成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圣洁的殿堂，能不能培养出具有远大理想、社会责任感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第二个问题，受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和行为的影响，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重术轻道”的倾向。这里的“道”，指的是理论、理性，是观察、思维、想象和判断能力的综合，指向学生的人格、理想、信念、视野和胸怀。“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性知识。大学的发展要重“术”，但更要重“道”。大学首先要重视知识、能力、责任感相统一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格与心智的完善，同时重视必要的“术”，基本的“术”。具体技能，应该到工作实践中去锻炼、学习，想让学生一出门就成熟练工是不可能的，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大学培养的不是技术工人。国家发展当然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但应当由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来培养。即使职业技术学校也是需要重“道”的。
所以，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自觉地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形成正确的大学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共性，不同的大学也有其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比如从学校类型来看，有的学校是研究型大学，有的学校是教学为主型大学；从学科特点来看，有的学校以理工科见长，有的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有的学校则有很强的综合性大学的特点；从校风来看，有的学校严谨，有的学校务实，有的学校狂狷。由于每所大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传统和历史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每所大学的理念有其个性的方面是非常正常的，而个性和特色也往往是一所学校的优势之所在。个性和特色的形成有历史的深厚积淀在其中，学校要与时俱进，但绝不意味着抛弃个性和特色，都走同一个发展模式。一所大学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追风，不趋同，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来说，正是由于大学个性的存在，不同的大学风格、大学精神在一起相映成辉，才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繁荣景象。
大学的理念，不仅反映在对大学功能、定位的认识上，还反映在如何认识办学的基本要素方面。我以为，大学之所以为大，根本之处在于它的两大最直接产品——学生和学术。也就是说，大学之大在于学生之大，大学之大在于学术之大。一所大学要想培育出优秀的学生和始终占据学术的前沿，需要具备三大基本要素：
第一，大师。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十分看重大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一所大学来说，大师就是这所大学的“仙”和“龙”，是学校的灵魂之所在。什么是大师？《资治通鉴》有一句话：“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大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也就是“道德文章，堪为师表”，不但有渊博的知识，有原创性、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还能做到文以载道，是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行统一的典范。有一流的大师，才会有一流的学生；有一流的大师，才会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所以，一所大学不仅要推崇大师，吸引大师，还有让自己成为培育大师的土壤，让已是大师者充分展现他们的光芒，让有潜力成为大师者在这样的土壤上健康茁壮成长。在这方面，当前以科学的方法、坚定的态度推进新一轮的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举措。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没有相宜的管理体制，没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没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永远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师。
第二，大楼。我理解，梅贻琦先生当年关于大师大楼的论述，未必就不重视大楼，但发展到２１世纪，大楼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大楼是指一所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设施。要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学生，要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拥有现代化的办学条件和设施。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和设备，也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所谓“筑巢引凤”。
要把大楼的问题解决好，就不可能不涉及到经费问题。对此我个人有两点看法：（一）教育是公益事业，政府义不容辞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国家在教育方面已经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科教兴国的战略是不相称的。上一届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有了比较大的增长，财政性教育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得以回升，但依然没有达到党中央、国务院一再重申的４％这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低标准目标。大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大学的实力是考察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二）整个社会，包括政府都应鼓励和提倡捐资助学，特别是要从制度设计上鼓励捐资助学、以捐资助学为荣的风气和环境的形成，如对捐赠部分采取税收减让的政策，如尽快开征遗产税等等。前不久，我与耶鲁大学校长交谈，了解到该校去年财政收入的２５％来自捐赠。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这样的机制和风气。大学应当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和社会也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风气导向。
第三，大气。我们这里所谓的大气，就是一个学校的学术视野、学术氛围、学术气度、学术胸怀，就是她的校风、她的学风。大气不仅是一所学校风貌的反映，更重要地是会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培养、学术的成就产生根本性影响。关于大气，我想强调以下三方面：
（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大学教育中，平衡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关系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人文与自然的关系及二者不可或缺的内在联系。一所学校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就必须做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在传授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不仅拥有合理知识结构而且拥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二）开放的精神。从物理学上我们知道，一个系统要不断地与外界互相交换能量才能保持正常运行；我们也知道“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一所学校要有活力和创新的能力，就必须有开放的精神，开阔的视野和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当今的时代，尤其要重视实践的发展，重视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国内外的学术前沿，不管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学科，都不能封闭自守，因循守成。在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开放的精神尤其重要，没有这种精神，学校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更不要谈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时代的先进文化了。
（三）兼容并蓄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是指要有学术的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创新。为此，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学应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既要支持、褒奖成功的探索，也要容忍、善待失败的探索。要倡导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前提下，任何学术观点都有存在的空间。而影响学术自由的往往来自三个方面不适当的做法：一是政界人士不适当的干预，二是学校不恰当的规章制度，三是学术权威不适当的行为。因此，只有务实地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营造并保持健康的学术环境。
这种精神，在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则体现为一种“和而不同”的胸怀，即费孝通老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大学不能孤芳自赏，要在竞争的同时善于合作，取长补短，才能从各个方面促进自己的发展。大学间竞争的目的应该不在竞争本身，而在于通过良性的竞争，互相促进，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福祗。如果只为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忘却大学的根本宗旨，不具有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相互协作的精神，甚至恶性竞争、倾轧他人，我很怀疑这样的大学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正如只有大气的学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只有大气的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2节 我的大学理念
徐显明
一
什么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就是大学的精神，是引导学生的灵魂，是团结大家的制度，同时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它反过来还要评价这种制度。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而波伦亚大学设立时只有一个专业——法学，后来又陆续设立了神学、医学。法学代表着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医学则代表了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波大学法学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罗马法的复兴，从而促进了后来的人文思想的复兴。
所以说，最早的大学是法学的大学，好的大学是以法学教育为代表的。
大学的理念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也多次被讨论、重新理解，总的来说，大约经历过四次重大的冲击。
最初的大学是以“培养人”为理念的，培养学生的人格和一种学习的精神，耶鲁大学的门口两侧各有一组浮雕，描绘的是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情景，一组是台上老师侃侃而谈，台下学生昏昏欲睡，另一组正好相反，老师酣然大睡，而学生却在台下争辩得不可开交。这就是最初的大学所追求的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体现。这种内纵式的发展决定了大学在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边缘性的地位。
到了１９世纪，德国的洪堡大学提出了要“育人”与“科研”并重，它强调大学不但要成为人才的培养中心，还要成为科研中心。但当时的科学研究仅仅是“贵族之间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大学相对于社会仍然是封闭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如加州、斯坦福等指出，大学要对社会开放，并对社会产生作用，大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社会服务，并以“两弹”的发明和“硅谷”的崛起奠定了这一理念在当时的主体地位，大学成为社会的中心。
７０年代后，新的大学理念提出，大学的成果是人类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它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