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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6节 与国际学术接轨
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朋友十分沉重地指出，这些年，我们越是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我们的国际学术地位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吸收，同时又将自己理解得十分肤浅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奉为神灵，以学得皮毛而沾沾自喜。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像力的匮缺。
这里，还需要谈到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个颇为可疑的说法，即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我确实是以自己的学生为骄傲的；尽管我对于北大有诸多不满，但却始终难以割舍，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这里可以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教学相长”之乐：这正是从孔夫子与孟夫子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教师的共同梦想。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天下英才”的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人才分配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其可议之处是颇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所谓“一流学生”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来掩盖中国大学生（包括北大学生）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利用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来获取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就是更不可取了。
这些年，我和北大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有许多接触与大量通信，我发现，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当今大学生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中。这里，随便抄录一位外地学生来信中附录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于是，又有了我的如下回信——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我在前面说过，我这样的教师对北大确实有一种迷恋，除了学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有蔡元培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北大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7节 相互制约
所谓“相互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己的学术做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与传统。
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则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与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北大的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记得刚入王瑶先生的师门，王先生的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还特意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当时已３９ 岁），急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待我毕业留校，王先生又再次打招呼：你处在北大这个位置，会有很多机会，比如不断有人向你约稿之类，你一定要拒绝诱惑，要有定力，把握好自己，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而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也是“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的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中，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与比较充裕的时间的学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