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伟大立法者的强大而忠诚、令人不得不服从的灵魂。
２００３的这次改革将怎么走下去、走到哪里？对此，我们现在似乎只能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打开它的翅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举措无疑引发了人们内心的广泛震撼，而这种震撼作用的发生在其他大学仍是步履艰难。北大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事态发展的要求，而其他大学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在其他大学为摘取并汇集改革的枝叶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北大此举似乎是要直击根系所在。北大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北大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北大２００３改革举措表现出了决策层统一的决心、统一的立法精神，这可能就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老一代人不管其才干如何，至少就其资历而论，已经在大学取得难以撼动的地位，２００３变革举措将正教授按照美国方式转为终身教授，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北大此举令人震撼之处莫过于将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引人以讲师和副教为主体的年轻一代。这一举措的直接意义就是：把学术生涯从安稳的“铁饭碗”直接转化成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青年教师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下，就自己的学术生涯请教前辈教授，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在美国，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首先被任命为“助教”，在他面前有一条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等待着他，他必须在完成这段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之前，超负荷地工作，将自己的创造力尽量、甚至超水平地爆发出来。在这段时间内，他必须有足够的维持生计的能力，而同时他一点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没错，在美国，年轻人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在大学的官僚体制内一开始便有薪水，但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不比一个半熟练劳动力多到哪里去。尽管他看上去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但他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如果他负有期望，他得日夜做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必须在学术生涯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承担如履薄冰的命运。我有能力做好！我必须做好！在美国，这是年轻人在选择学术生涯时，必须首先在内心里加以确定的两项起码前提条件。
北大２００３举措表现出了和美国相同的趋势。就像所有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企业一样，在这一改革举措之下，北大也出现了相同的发展，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青年教师完全依赖大学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大学的依赖就同公司职员对经理的依赖没有不同。大学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大学就是“他的”大学，处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青年教师的职位就如同公司职员、甚至无产阶级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家长会怎么说？家长终生辛劳无非要把孩子送入大学。尤其是当孩子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家长内心自然是不顾一切地渴望孩子能从最优秀的教师那里，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但北大新一代立法者自身也应当清楚：一场严厉变革必定要面临重重困境。当今中国的各个大学，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他们，只是因为这些办法和观点对他们合适和便利而已。各个大学互相观望，互相渗透，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主要大学又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其他大学还未见更完美的东西。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北大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摒弃古风尚，挣脱传统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和信仰统治，在人们普遍的感受中宣布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施行真理。但无论如何，如果把２００３举措看作是巨大变革、甚至革命，北大则绝不是革命的制造者。北大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东西，而在于它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北大并没有在它内部或者周围散布什么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已经存在、并且必然要破土而出的种子。北大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另一方面，也无可怀疑，尽管这些举措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以及对文化、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深远影响，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北大的历史氛围不和。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在大型的自由竞争的大学企业中，其首脑和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条非同寻常的鸿沟分离开，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北京大学新一代立法者们所要面对的为北大所特有的历史氛围，构成了这次改革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4节 立法者的精神和方式
在北京大学的辉煌时代，教师和学生构成了校长的追随者群体。这个群体明白，惟有通过真正地、集体地扎根于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唤醒，才有可能使这个群体摄取到力量。这些大学的领导者们，惟有当他们首要地、并且时时刻刻地都追随一种无可撼动的精神使命之时，中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身份和权力，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它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命运上面按下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的烙印。大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
对于这项精神使命，我们是否有所了解？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真正地、集体地扎根在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呢？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大学存在的权力呢？当然具备！不过只是在人们充分地对这本质有所意愿的时候。但谁人会希望怀疑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大学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寓居于他的“自我统治”之中；应当捍卫这一点。然而，这样一项对“自我统治”权的认取，它所要认取于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虑过呢？或者，我们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呢？
自我统治意味着自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并且就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自我决断，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是，这些身处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最强韧、最坚决和最艰难的自我考察，人们是否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会说：“是的，我们都愿意把立法者们看作是一位伟大而英雄的国王；但是真不幸！我们的幸福时光早已结束，我们不幸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逞英雄或进行伟大的壮举了。立法者们勇猛的性格可能适用于我们先辈们所处的幸福时代；但目前的形势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们家财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谨慎的管家。”
另有人会说：“你说得没错，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一个没有法规，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国。校长、教授可以作为一些高贵的称呼、辉煌的偶像，显得光芒万丈，但他们全无指挥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的指挥：每个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个君主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口才和强制可以把这些如此不和、如此敌对、又如此盘根错节的力量团结到一面旗帜下、团结到大学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秩序？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纪律和训练呢？谁来担负如此庞大一支队伍的吃饭问题呢？谁能懂得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或指导他们的各不相同、互相不容的利益和习惯呢？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英雄般的立法者。”
无论如何，管家也好，立法者也好，在把自由竞争的企业原则引入大学的时候，都应当清楚，大学改革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为基础才有可能。今天的改革所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无法相信除了严酷的斗争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这一代人。变革的工作不能、也不可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
对大学来说，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学生，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基础而思考的时候，使我们激动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在将来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应当是大学变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们自问：当今北大的变革阶层是否成熟到可以成为大学的领导人物？就今天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具备成熟建制的现代大学，其起源并不是单纯由所谓西方的市民阶层自身来缔造的，而且在大学的开篇之时，君临全大学的恺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但现在，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丑态百出，让人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知识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充斥于这所大学历来的种种高论当中，也充斥在民间和公众对大学的态度当中。北京大学开篇时的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民族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侩知识分子群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北大市侩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这种侏儒气并非由经济原因造成，也不像人们常常错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道统，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并不下于北京大学。北大知识分子群落之侏儒气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阶层历来的、甚至是天生的布尔乔亚性格。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侩知识分子小圈子，总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所迷惑，以为他们是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行动魄力，也没有丝毫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时代的灵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领导权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对北大新一代立法者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补上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是否为时过晚呢？但不管怎么说，北大此次变革举措已经向人们表明：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变革者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是变革阶层的政治素质；从具体的变革措施中，我们也能感觉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