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世界一流”的，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2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学术自主问题
李 猛
一
自２００３年５月下旬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以来，围绕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讨论迅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关心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探讨这份改革草案的利弊，分析制度的逻辑和背后的理念，并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北京大学一所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居然成为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知识界激烈争辩的热点问题，这一点让许多人非常不解：难道北京大学此番大张旗鼓宣传的改革方案不是其他许多高校早已暗地里推行的措施吗？难道这种“改革”不是中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吗？最后，尤其令一些人困惑的是，难道许多人不都对中国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感到痛心疾首并盼望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吗？那么，为什么当北京大学试图通过加强竞争、淘汰冗员、引进人才、强化管理来根除各种弊端时，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唱反调”呢？
在改革的设计者们看来，反对这份改革草案的，在校外，多半是那些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和改革的目标不甚了解的人，而在校内，则只会是改革中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小部分弱势群体。基于这种考虑，从６月份开始，他们开始广泛地进行社会宣传，希望让校内外更多的人了解这次改革的初衷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想同时，他们也进一步修改改革草案，向一些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让步，希望以此来减少改革的阻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宣传和修改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北大改革草案的宣传确实使更多的人逐渐了解了北大的实际情况，熟悉了“新体制”的基本设想，但这非但没有减弱批评的声音，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虑和反对，新闻媒体也从最初仓促地为改革北大叫好转向理性地反思北大现有的改革方案是否有助于实现真正的改革。宣传越多，批评意见反而越多，这个事实正好说明，这些“疑虑和反对”不是匆忙的表态文章或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在充分考察这份改革草案后形成的理性的批评意见。那么，这份致力于提高北大教学科研水平的改革草案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疑虑和反对呢？
或许，更令改革的设计者意想不到的是，许多在个人利益方面根本没有受到“新体制”的冲击，甚至可能从中受惠的人也对北大的改革草案提出了反对意见。改革草案设想的“新体制”提倡竞争，希望打破论资排辈，为更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崭露头角提供机会，但北大校内各系反对最激烈的，尤其是那些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各学科中颇有学术前途的青年学者。把这些优秀青年学者的反对，仅仅归结为缺乏学术自信或者目光短浅，未免自相矛盾地否定了这些学者的思想水平，也低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伦理。而且，收入本文集的许多文章表明，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出自“新体制”大力保护的终身教授之手。这些终身教授没有因为“新体制”保障了他们个人的学术地位或经济利益，就简单地支持改革，相反却因为这样的体制有可能损害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而提出了反对意见。另一个让改革草案的支持者难以理解的事实是，虽然“新体制”引进人才的核心是“海外人才”，但无论是海外大学的华裔教授，还是正在留学的青年学子，北大的改革草案都远远没有赢得他们一呼百应的支持。相反，有许多海外学者撰文指出，“新体制”既不尊重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传统，也缺乏对国外教育制度（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耐心细致的考察。这份改革草案表面上主张向所谓“教育先进国家”学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模仿的却是一些没有学术传统的新兴大学的“速成”办学方针，几乎放弃了学术的自主发展，这样不但无助于解决旧的问题，反而可能恶化学术环境，给北京大学带来更多的弊端。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真正决定不同人对北大改革草案的观点差异的，并非仅仅是他们个人或人事体制改革的利益关系（比如在“新体制”中终身教授或是“合同”讲师，是海外学者还是本土学者），而更多地来自他们对学术与教育所持有的几乎完全不同的理念。
但改革草案的设计者乃至许多支持者，往往不能或不愿意理解这些批评意见。他们一边强调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边为自己辩护，承认北京大学的这次改革并不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所有问题，甚至解决不了许多非常核心的问题，而他们设计的改革草案只是希望能从人事体制入手，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逐渐解决中国大学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在他们看来，批评者经常强调的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发展的规律、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宽松的学术氛围，华人大学理念或本土情怀、中国学术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理念，即使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或不切实际的大话，也至少是文不对题的闲话，因为北大的这次改革就是一次以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核心的人事体制改革，根本与这些理念的问题无关。
从这种对大学改革问题的理解中，我们倒不难发现北京大学改革草案中那些受到广泛批评的缺陷的根源。许多改革的设计者或支持者，之所以拒绝听取和理解批评意见，并非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和学术的“生产效率”的迷恋，往往妨碍他们思考教育活动的内在性质和学术成果的真正来源。从这次大学改革讨论的不同声音中，我们可以发现，分歧的关键是对学术与教育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恰恰包含了深刻的理念问题。而且，在评价大学改革中各种具体制度设计的优劣时，也绝不可能脱离由特定大学理念所决定的尺度。在有些人看来，大学改革可以无需考虑或者可以暂时牺牲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恰恰是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灵魂，是任何大学不可须臾相离的东西。因此，理解围绕北京大学的改革展开的这次讨论的关键，就是要思考大学改革背后的理念和作为这些理念载体的制度。
当然，北大人事体制改革的草案并非没有自己的理念。只不过，隐藏在枯燥的制度条文背后的那些强调利益分配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理念，拒绝反省自身的前提，看不到大学改革除了“效率”问题外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问题，看不到一次缺乏深思熟虑的改革不仅不会推动未来的改革，还会在根本上破坏真正的大学改革赖以进行的基础。其实，对于许多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人来说，或许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是，在短短三四个月间，尚未正式推行的北大人事体制改革竟然已经对北京大学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损害，在校内各级教师、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乃至学生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协作和信任的气氛受到致命的打击，北大人对北大理想的认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校外，北大的教学科研水平的声誉更是遭到了前所未见的贬低。这些对北大有形无形的损害很可能是未来长期一段时间里难以补救的，甚至会成为掣肘未来改革的不利因素。因此，即便从推行大学改革的角度来看，秉承“市场原则至上”的功利思路的改革方案，也不仅没有创造大学改革的有利条件，反而为大学改革设置了更多的阻碍。那么，为什么一个似乎出于良好意愿的改革草案，不仅招致如此多的反对意见，而且还没有推行就带来这么多不良后果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3节 体制改革草案
二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对北大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也许会发现，在中国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利益，激励更高的“学术”产出，相反，倒是如何培养促进中国学术自主发展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真正优良的大学制度，必定是能为本国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而围绕这样的学术传统形成的理念和价值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学制度的内在灵魂。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创立，不仅贯彻了洪堡对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强调，同样也体现了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对德国学者与高等教育使命的思考。在德国大学树立的“大学自主”、“教与学的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原则背后，是试图将传承文明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的伟大理想，这也是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所谓“日耳曼意义的大学”的真正内涵。通过学习德国大学从而逐渐形成自己高等教育制度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创立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美国自己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无论是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还是当时尚在法国支配下的刚刚战败的普鲁士，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清楚，只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大学传统，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大学免受各种外来的政治压力或经济利益的摆布，从而真正在探求知识、接续文化传统，培养国民性格等方面为一个国家奠立真正的精神基础。
大学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塑造这样的学术传统，并建立能够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的制度架构。而只有以成熟自主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能包容和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营养，为中国学者创造真正“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甚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创新提供前提条件。否则，中国的学术，就只能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仰赖美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为美国学术发展提供初级产品和消费市场，在教育、学术乃至思想上成为亦步亦趋的“尾随者”。
从中国学术传统发展的角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都有很深感触的学者却对这份改革草案如此失望。批评北大改革草案的学者往往发现，北大的所谓“新体制”既未能学习到所谓“西方先进国家”教育学术体制的真正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学术与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改革草案在“中”、“西”两方面的中，都既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各种弊端上，更表现为大学理念的薄弱与短浅。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大学现有改革草案设计的制度，虽然有些“不中不西”，但这一特征却是中国大学改革在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尊重传统的态度，在仓促推行新的一轮大学改革之前，耐心地考察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大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北大的这次改革精神是与这段历史的主流背道而驰的。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中，那些能够促进北大和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改革，从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