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清的指尖如虫蚁一样，一路爬遍了小灯的身体。那虫蚁爬过的地方，却生出些酥麻的热气，热气之下，身体就渐渐地湿润了起来。
小灯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推开他，推开他，小灯的身体却瘫软在那未曾经历过的湿润里，动弹不得。小灯的心和小灯的身体剧烈地扭斗着，小灯瑟瑟地发起抖来。
“别怕，灯，爸不会害你，爸只是，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突然，小灯觉得有一件东西杵了进来——是一根手指。那根手指如一团发着酵的面团，在自己的体内膨胀堵塞着，生出隐隐的痛意。小灯突然狠狠地伸直了腿，王德清没防备，被一脚蹬到了地上。爬起来，声音就碎得满地都是。
“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
第二个星期王德清轮休回家，小灯没在。屋里留了一张纸条：
我去同学家睡觉，别找我。
纸条没称呼也没落款，是用一把削水果的尖刀扎在卧室的门上的。
那年小灯十三岁。
1994年春唐山市丰南县
这年春天李元妮家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楼是方方正正的砖楼，外墙贴了雪白一层的马赛克。二层有一个阳台，用栏杆圈围起来。栏杆也是雪白的，圆柱上雕着精致的花纹，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又一个站立着的细瓷花瓶。门是锃亮一扇的大铁门，上方是一个镂花的扇面，正中贴了一张鲤鱼戏水的年画。这样的楼房，几年以后，将是所有乡镇新屋的模式，可是在那时，却是一条街上的奇景。完工那天，爆竹尖利地响了几个时辰，满天都是惊飞的鸟雀。一街围看的人里，说什么的都有。
楼是李元妮的儿子万小达寄钱来盖的。
其实在老家盖楼并不是小达原来的计划。小达原来的设想是带着母亲去南方定居。小达和母亲为这件事讨价还价了两年。李元妮不去南方的托词有好几个版本，比如故土难离，比如适应不了南方的暑热，又比如不想妨碍年轻人的生活。这些托词都没有让小达死心，最后让小达死心的是另一句话。李元妮说我们都走了，你爸你姐的魂回来，就找不着家了。这句话让小达沉默无语。
街坊里关于李元妮的儿子有许多的猜测。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猜测李元妮始终微笑不语。她神秘莫测的表情其实仅仅是为了遮掩她对儿子行踪的一无所知。
其实这条街早已是重建过的，邻居也已经换过了一茬。可是在地震发生多年之后，李元妮在一条街上依旧招着人恨。
李元妮在地震中死了丈夫和女儿，剩下一个儿子，也是个独臂的残疾人。可是这都不是李元妮招人怜或招人恨的原因。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到处都是。一场地震把人的心磨得很是粗糙，细致温婉的情绪已经很难在上面附着。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既不能找天老爷算账，就只能选择认命。就像是一个暗夜赶路的庄稼汉，踩到一块恶石上摔得头破血流，伤疤是永远地留下了，他还不能记恨石头，他只能裹了伤口继续赶路。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平等均衡的状态一旦被打破，人跟人之间就有了缝隙，缝隙之间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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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妮招人恨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站起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万师傅死了，李元妮拿了一阵子救济金之后，就给分配到一家餐饮厅当开票员。餐饮厅营业时间长，儿子小达放学回家后一直没有人照看。有一天小达的奶奶来看孙子，发现小达为了煮一碗面吃，竟被一壶开水烫得浑身是泡——小达那时还不太习惯用左手做事，老太太蹲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又吵到李元妮的工作单位，坚决要把独生孙子带走。李元妮一狠心，就把工作扔了，回了家。
李元妮辞工之后，就跟娘家借了些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又等到小达学校放假的时候，带上小达去了一趟天津，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跟人学了几招裁剪的手艺，回来就在家里开了一爿小小的裁缝铺。李元妮从前在省歌舞团呆过一阵，多少也见过一些世面，向来对衣装样式很是上心，所以她剪裁出来的衣服，就和寻常街面上看到的，略微有些不同。
广告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很新潮的一个词，李元妮不懂。其实李元妮不懂的，只是打在纸上的那种死广告，李元妮对于活广告，却早就无师自通了。人穿了李元妮剪裁出来的衣服，行走在县城有限的几条街上，很快就招来了眼目。李元妮的活广告源源不断地给她带来了新主顾，李元妮的小小裁缝铺，生意出乎意料地热火。她的日子，也就过得很有些滋润起来。
李元妮知道，其实她自己，才是所有的活广告中最为有效的一个。所以她给自己剪裁的衣服，总比给别人剪裁得更为上心，从面料色彩到样式，季季都赶在风口浪尖的新潮上。李元妮不仅小心地选择衣服，李元妮也小心地选择着发型。头发有时就留得长长的，在脑后盘一个横爱斯发型，像个贵夫人。有时却剪短了，直直地齐着肩，像一个清纯的大学生。地震那年猝然花白了的头发，又渐渐地转黑了。虽然三十多岁了，永远干净整洁新潮的李元妮领着儿子万小达行走在街面上的时候，依旧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李元妮习惯了在浑身贴满了目光的状态下走路，尽管骨折留下的后遗症使她的左脚略微地有些颠跛。其实，一条街上的人，无非是想在李元妮的身上找到一缕劫后余生的惊惶，一丝寡妇应有的低眉敛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丝一缕也没有。李元妮高抬着头，把微跛的步子走得如同京剧台步，将每一个日子过得如同一个盛典。
在不同的阶段里，李元妮的家里自然也有不同的男人出现。街面上关于这个女人有很多的传言和猜测，可是传言和猜测最终还都停留在了传言和猜测的阶段——李元妮一直没有再婚。
李元妮当年扔了铁饭碗回到家里，不是胆识，也不是眼界，而纯粹是为了守住唯一的儿子小达。当她终于可以安心地一日三餐地照顾好小达的时候，小达却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成长。小达在她的眼皮底下走了一条她完全没有想到的路。
小达截肢以后，刚开始时是装了假肢的。后来身体长得太快，一两年之内又得换肢，小达懒得换，就干脆扔了假肢，痛痛快快地做起了独臂螳螂。小达很快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吃饭干活骑车，小达的左臂独当一面地解决了生活上几乎所有的难题。可是小达却有一个与手臂和生活都无关的难题：小达不爱读书。对世上一切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并具有无穷精力的小达，一拿起书却忍不住就要打瞌睡。小达勉勉强强高中毕了业，却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通过职业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李元妮替他报名参加补习班，他念了两天就自作主张地卷起书包回了家。李元妮硬招软招都使遍了，向来脾气柔顺的儿子，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念书。
小达停了学，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月，就要和几个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去南方“看一看”。“看一看”的确是小达当时的心境，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只是隐隐地感觉到那边未知世界对他有着朦胧的吸引力。李元妮坚决不放小达走，为此母子两个也不知热战冷战了多少个回合。后来有一次小达哭了。十九岁的男子汉的眼泪让李元妮一下子慌了手脚。小达说妈你难道不知道这裁缝市场的行情吗？满大街都是成衣了，将来谁还会找你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呢？你想咱们娘儿俩都困在这里饿死吗？
一年。就给你一年。一年不成，你给我立时回来。李元妮终于松了口。
可是小达并没有信守一年的诺言。小达第一次回家，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中间小达的联系地址变换了许多次，有深圳的，佛山的，珠海的，江门的，等等等等。
小达第一次回来，长高了许多，却是又黑又瘦，空了一边膀臂的身子仿佛随时要被风掀倒。小达那次只在家里住了五天，替家里买了一台冰箱，并置换了原先的那台九英寸黑白小电视，最后给李元妮留下了一个七千元的存折。李元妮多次追问小达这钱是怎么挣的，小达只是笑，说妈你放心，肯定是正路来的，我跟我爸一样挣钱有道。
小达第二次回家，又隔了三年，是1994年的春天了，正值万家的新楼落成。
小达那日是坐了一辆皇冠小汽车回来的——是从天津租的，那时县城还没有这样的车。司机一路按着喇叭，在县城狭小的街道上穿越大小食摊的重围，最终停在万家门前时，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围观之人。小达身穿一套极是合体的深蓝色毛料西服，头发乌黑油亮地梳向脑后，露出宽阔的额角和整齐的发际。小达的衣服里处处都是充实的内容，露在袖口的右手上，戴了一只薄皮手套。看惯了小达独臂螳螂的样子，众人一时竟认不出他来。
小达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小达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比小达略大几岁，留着一头极长的直发，在脑后用一只红色的发卡别成粗粗的一束马尾巴。女人穿了一件橘红色的皮茄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套了一双深褐色的高皮鞋。女人衣着的颜色和样式瞬间照亮了县城灰秃秃的街景。
小达站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细细地看了新楼几眼，才拉着女人走上了台阶。
“县城的房子，也只能是这个格局了。”小达轻轻地对女人说。
门没关，小达轻轻一推就进去了。屋里黑蒙蒙的，只有靠紧里的那面墙上，点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灯影里有一个身体开始丰盈起来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伏在桌子上裁剪衣服。女人剪得很是投入，整个上半身像一块柔软的面团一样黏在了桌面上。小达叫了一声“妈”，女人吃了一惊，手里的剪刀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妈，这是我说的那个阿雅，在中山大学教书的。”
李元妮缓慢地抬起身来，发现门口有一团红色的云雾正在慢慢地朝她飘移过来。她取下老花镜，目光渐渐地适应了灯影无法涉及的黑暗。她看见了一双点漆一样深黑的眸子。
红云漫过来，停在了桌子旁边。桌上摊的是一套黑色绸缎面料的衣服，中式的，对襟立领，前襟上缝着一对一对的盘花布扣。“做工真细呢。这里的人，时兴这个样式吗？”那个叫阿雅的女人问。
阿雅的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地扬起，仿佛带着一丝被骤然切断的惊奇。灯光下李元妮终于彻底地看清楚了儿子带来的这个女人，她只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她想象中的教书先生相去甚远。这个女人使她想起了自己尚未来得及全部开放就僵在了枝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