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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导员并没有因学生给他起外号而动怒，反而笑容可掬地在班里说：“有的同学称我猫，我很感谢，这是对我的褒奖。猫忠实地捍卫人民的财产，是害虫老鼠的天敌。”他突然话锋一转，问道，“丁卓！你说是不是？”
丁卓望着王辅导员锥子一般的目光，心头一颤，慌忙起立，结结巴巴地说：“王辅导员，那外号不是——不是我——”
“我又没说是你，就是你起的也没什么。”
“真的不是我——”
王辅导员冲丁卓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又面向大家说，“同学们，说没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老鼠！哈哈哈……”他言语不多，却意味深长，尤其他那过于爽朗的笑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胆寒。
自那日后，丁卓便察觉到王辅导员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他，同学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除了邓玉山，别的同学和丁卓逐渐疏远了。
王辅导员很有魄力，在红领巾班里大力开展团的工作，找同学谈心、交换意见，培养积极分子。一时间，班里的政治气氛空前高涨。
王辅导员从未找过丁卓谈心。丁卓猜想，王教导员是有意冷落他，起因就是他那外号？被同学们孤立，被老师冷遇，他感到惶恐。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政治辅导员左右着学生的政治生命。丁卓想找王辅导员解释，然而，谁又能为他作证呢？弄不好会越描越黑，他想通过邓玉山给王辅导员解释清楚。
邓玉山说：“你自己和王辅导员说清楚更好。”
“我不知道船到底是在哪儿歪着。”
“可能是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
“打小报告也要实事求是呵！”
邓玉山笑了，说：“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了。”
是啊，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小报告就绝不会实事求是。而这个打小报告的人会是谁呢？他首先想到班里的那些积极分子，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平日里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背地里却下刀子，太可怕了。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他暗暗告诫自己。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思想本不该这么复杂。在那个充满斗争气息的年代里，耳睹目染，你想不复杂也由不得你。
才6月上旬，教室里就热得出奇，课桌、凳子、书本，全都发烫。下午上政治课，王辅导员别出心裁地把同学们带出校外。
距校园不远有棵皂荚树。这皂荚树很有些年头了，足足有三搂粗。郁郁葱葱，树阴有一亩地大小，树干上爬满了绿茸茸的苔藓。裸露出地面的树根好似粗壮的手指，深深地插进土里，像是从地里抓取什么。
来到树下，便感到一种凉意。离开那封闭的教室，置身于空阔的野外，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同学们从心底里赞赏王辅导员这一创举。
王辅导员绘声绘色地讲，同学们洗耳恭听。
一辆拉大粪的牛车走来。老牛慢慢悠悠，粪车吱吱呀呀。粪车走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可以隐约听到粪水在粪桶里晃荡的声响。随着这声响的清晰，一股粪臭漫过来。丁卓不自觉地鼻子里“嗤”了一下。
王辅导员问道：“丁卓，你怎么啦？”
丁卓不知道王辅导员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一时无言。
王辅导员说：“实事求是地回答！”
丁卓喃喃地说：“臭……”
王辅导员又问另一个同学：“你闻到臭了吗？”那同学说：“没有。”一连问了几个同学，都说没有。王辅导员狡黠地一笑没再说什么，继续讲课。
丁卓再也难以平静下来。本来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在王辅导员“实事求是”的启发下，他实事求是地讲了真话。他后悔自己太蠢，犯了中国人的大忌，讲真话是要挨板子的。他心里像有一只受惊的小鹿在奔跑。
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都不答理他，只有邓玉山很是凝重地看了他一眼。他知道，邓玉山不是在抱怨他什么，只是为他的诚实而遗憾。
从下午自由活动到晚自习，再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事，丁卓也渐渐地把这事忘在了脑后。
下自习的铃声响了，同学们收拾起书本，却并没有离开教室。今天是星期一，晚自习后开班会。王辅导员是一年级三个班的班主任，班会就合起来开。那两个班的同学陆续来到红领巾班，一百多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叽叽喳喳，倒也热闹。
。13：18
王辅导员走上讲台，嘴里金光一闪，环顾着四周，说：“同学们，现在开会。”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王辅导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只要他嘴角稍稍向上一翘，那颗金光闪闪的虎牙便露了出来，笑意也随之爬上眉梢。他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年级上周的工作，接着说道：“咱们年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团和气，温情主义严重，不能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说他饿得都走不动了，同学们，你们说饿吗？”
几乎所有的同学异口同声地呼喊：“不饿！”
这喊声虽响，底气却显得不足，只在教室里回荡了一下，便消失了。
王辅导员接着说：“有位同学吃喇叭花，只有旧社会才吃不饱，吃野菜。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这次的呼喊声震耳欲聋，连墙壁都在抖动。
王辅导员振臂一呼，大家齐声响应，既鼓舞人心，又令人胆战心惊。丁卓恍惚察觉到，王辅导员把矛头指向了他，心里不由地一阵惊慌。
王辅导员又说：“有些人思想灵魂肮脏，公然嫌劳动人民臭，我们能容忍吗？”
“不能！”
王辅导员停顿了一下，口气温和地说：“对这些错误思想要进行严厉批判，但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希望大家向错误思想猛烈开炮！”
王辅导员越是慷慨激昂，同学门越是义愤填膺。将近11点，王辅导员又走上讲台，面带微笑说：
“由于时间关系，同学们不能一一发言。邓玉山同学，请发表你的意见。”
霎时，所有同学的目光全都集中到邓玉山身上。他周围那几个同学有意无意地将身子挪开，把他孤立在那里。邓玉山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和前边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冷漠地点点头，转过身来说：“丁卓，你呢？”
丁卓浑身发软，支着桌子站起来，怯怯地看着脚面说：“我也和前面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说：“坐下吧！”
听到“坐下”两个字，丁卓就像得到了大赦，一屁股座在坐位上，背靠着后面的桌子，身子躬成个虾米。
教室里一片混乱。
王辅导员说：“安静，同学们安静！”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他接着说，“同学们，今天的班会开得很圆满，也很成功。我只想提醒大家，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态度代表一个人的立场。好了，散会！”
同学们叽叽喳喳走出教室。
丁卓木僵在那里。
四
这天夜里，宿舍里静得怕人。没有人说笑打闹，大家都非常安分地躺在各自的铺位上。丁卓翻来覆去，他与邓玉山之间隔着两个人，他清楚地听见邓玉山来回翻身，还不时长出一口气。他真想爬过去和邓玉山说句话，但此时不能。就是因为他，在班会上邓玉山被点了名，是他连累了邓玉山。
王辅导员在总结中说：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这句话像楔子一样硬生生地打进了丁卓的脑海。谁也明白，所谓“根子”指的就是家庭出身。丁卓的父亲虽然死了，但他生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营长，绝对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再用“阶级烙印”这个逻辑一套，便上纲上线了。想到此，他心里怦怦直跳。
邓玉山的家庭出身也有污点。他父亲曾在当地土匪队伍里干过伙夫，虽说是被抓去的，也属于历史不清之类的政治问题。在班会上，邓玉山没有对丁卓“开炮”是顾及朋友的面子。王辅导员之所以点名要邓玉山发言，纯粹是因为丁卓，谁都知道他俩好。否则，一个班干部，学习尖子，尤其在这种场合，怎会被点名发言呢？
心中惶惶，恶梦纷纭，丁卓梦见自己被推上了讲台。一双双愤慨的眼睛直逼着他，高呼着口号……突然被人一下推下了讲台，他从噩梦中醒来。是邓玉山在摇晃他，起床的铃声催促着同学们匆匆忙忙奔出门去。
自从那晚之后，王辅导员的话总是萦绕在丁卓的脑际，不住地敲打着他的神经。尤其使他难堪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戳他的脊梁骨。然而自那晚后再没了下文，但不会就此了结，说不定哪天又是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越是没有结果就越是担心，已成为丁卓的一种精神负担。
这个星期，他也不知是怎样熬过去的，夜里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
他枕着双手，痴痴地盯着窗外那课白杨，“啪啦，啪啦”声不时在窗外响起，人们把这声音叫“鬼拍手”，听得时间常了，耳旁恍惚也就有了似有似无、幽幽怨怨的哭声。屏声谛听，这声音是那样地缠绵悱恻，又是那样地悲凄惨然，许多浮动着的感觉便从黑暗中生长出来。
在淡淡的月光下，树的叶片是紫蓝色的。叶片的边缘，被月光勾勒出一圈极浅极浅的灰白。摇曳着的树影被月光筛落进来，映在白墙上，酷似一个个痛苦扭动的鬼魅形体。仿佛有许多男男女女在哭泣，低徊时犹如呜呜咽咽的风声，高起来时像是群猫的鸣叫划过夜空，令人毛发倒竖。
思想上有了压力，食欲也锐减，吃饭成了一种负担。午饭大多是一个白面馒头，一块黄面发糕，一碗菜汤。若在平日，这点饭菜，他早就风卷残云般地把它消灭了，眼下就是山珍海味也勾不起他的食欲。他不愿在同学们面前显露悲哀，就把饭端回宿舍，久久望着饭菜却没心思下咽。最后，他还是强迫自己，像吃药一样吃下了那个馒头，喝了半碗菜汤。
不知什么时候邓玉山来到了他身旁，手一扬，他汤碗里多出了半个馒头。他正要说什么，张仁义就进了宿舍。
张仁义是班里的积极分子，从他那警觉的目光中看得出，他决不是偶然来的。好在他迟了一步，邓玉山往丁卓碗里放馒头这一举动他并未看见。
邓玉山换了双鞋，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出了宿舍。
张仁义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很是尴尬。
丁卓拿起那块发糕走过去，说：“仁义，给你。”张仁义越是不要，他越是给。那发糕像是一块火炭，烫得张仁义猴急地逃了出去。
丁卓望着汤碗里那半个馒头，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邓玉山比他高一头，饭量也大。别说一个馒头一块发糕，就是两个馒头两块发糕也不在话下。他却省下半个馒头给他，而且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他虽然没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丁卓感激地咬一口馒头，鼻子一酸，泪珠儿滚落在汤碗里。
这几天，王辅导员很少到班里来。每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