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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栏石口岸报到时，老达是代理组长，正主任科员。他高高在上地坐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接待我，咪缝着两只鼠眼。我看他胡子拉渣，满头白发，脸上肌肉起伏，估计他儿子应该比我还大，后来才知道他还没结婚。更可怕的是屁珍还准备嫁给他，后来居然真的嫁给了他，这是有生以来最让我气愤的一件事。老达开始对我很不尊重，这固然与我没做他的老师有关，更主要的是他觉得我是一个刚出江湖的小毛头，没斤没两，按他的说法，他干革命工作时我还在娘肚子里呢。可这事不是由他说了算。主任器重我，我没干两天就让我当了组长，老达的代理组长没得做，只能做个副组长，我不在的时候顶替一下。从此老达就把我当个人了，后来屁珍来找老达，我时不时在中间插一腿，老达简直就把我当大爷了。
我和屁珍有十几年没见面，她全家南下时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尽管身高有一米六几，但胸部还象个飞机场，要我在衣服里面塞了馒头才敢出去见人。如今她是个少妇，该隆的地方隆了，该凹的地方也凹了，还能自作主张选择夫君。真让人刮目相看。
我和屁珍重逢说起来还要感谢老达。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两个寡老每天晚上都在宿舍里杀棋，天天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有一天晚上，老达不跟我杀了，不杀也就算了，他还跑到冲凉房里淋浴，那时刚吃过晚饭不太久。这是件很反常的事。我知道老达有节目，只好自己出去溜达，刚下楼，看到了屁珍。她除了象个少妇，跟十几年前的屁珍没什么两样。我说：是你吗，馒头？她说：鱿鱼，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在这里上班。屁珍说：好呀，回头我来找你。她说完也不睬我，直往楼上跑。一会儿给老达拖着手下来了。这件事简直象天方夜谭，我除了错谔和惶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反应。
屁珍找我是几个星期后的事了。她打电话叫我去她住的地方，说欠了我十几年的债，要连本带息一起还。我去了她的房间，就给她逼着上了床。她说欠的债没有其他办法还，想来想去就这个办法。我开始没答应她，这并不表明我是柳下惠，可以坐怀不乱，我实际上很想跟她睡觉，可一旦把睡觉跟欠债连在一起我就觉得不自在。我后来之所以又答应了她，倒不是想帮她把欠债的负担卸下来，而是我看到她胸部很高挺，想知道里面是不是塞了馒头。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象早年那样撩起衣服就看，得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跟她睡觉就是一种很好的迂回方式。
二
我现在是学科带头人。我带领的学科叫政策研究。我这个小组有五个成员，其他四个都是女的。我这人与女同志特别有缘，当官以来就一直领导女同志干革命工作。我做办公室主任时，四个秘书都是女的，还有个副主任也是女的。我还做过加强货管第一线执行小组的组长，组员也都是女的。我领导的娘子军都是富余人员，在她们被富余后，我也差不多要被富余掉。娘子军都有来头，不是官太就沾着官边，所以人家下岗了她们也不一定下岗，当然她们不下岗并不意味着我不下岗。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在栏石的老领导，如今已是党组成员了，他一再告诫我要有忧患意识。他曾建议我去一个口岸做一把手，当然这事不是他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政研小组是党组开会决定成立的，撤销它也得党组开会决定，而党组成员都很忙，基本上没有时间凑在一起开会，所以这个小组基本上不可能撤销。我的研究课题，准确地说，应该是小组的研究课题，由领导定。领导日理万机，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难免会思考一些问题，但他们又没有时间作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没有时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研，这时候小组就得把课题接过来。领导有时候思考问题特别多，有时候一年半月不思考，所以我们有时候忙得象陀螺一样团团转，有时闲得象二世祖一样想找地方生事。
政研小组有个任务是调研，也就是说课题下来了不能闭门造车，得出去走走。我们走的范围很广，有本系统各级单位，有公安局、版权局、边防局、外贸局、统计局，有工厂，有企业。当然所有单位都不欢迎我们，他们说我们无事找事。最不欢迎我们的是本系统的各级单位，因为要陪吃陪玩陪睡，还要提供各种根本无法提供的统计数字。女同志太多也无法安排活动。他们说：麻烦。女人麻烦，领导麻烦，上级领导尤其麻烦。我们也算是上级领导呢。我在货管第一线干过，知道下边的难处，他们的确不知道该怎样侍候上级领导。侍候得不好吧，你记恨他，不在上边帮他讲话，侍候得好吧，你又讲闲话，说下面的人天天吃象拔蚌，饭后去桑拿，桑拿完了去卡拉OK，OK完了去开房。真是这样，谁受得了哇！好在我手下的娘们不少人有家累，屡次调研也吃了不少白眼，对下去走走兴趣不大，只是在办公室猫久了，她们就会说：头，该活动活动了。这时我就会头大。我的狐朋狗友都怕听我的电话，他们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我现在很忙，等会儿给你电话。这等会儿就是一年半载。
那天正布置成员们剪报纸，尤妲来了。她说干什么呢。桑迪不喜欢她，没好气地说：眼睛不会看么？剪着报纸呢。小组的工作后来就变成了剪报纸。小组成立之初，谁都很关心，大家都来过问，后来大家都不关心，谁都不过问。领导下了课题，大家开始都很认真，调研、查资料，加班加点，后来都不认真，因为下课题是一回事，出成果是另一回事，成果出来的时候，形势已经变了，领导对原来的课题已经不关心了。同志们熬日熬夜熬出的血汗仅仅作为一篇论文在电子版上公布一下而已。同志们心寒了，说：反正领导不看，我们又何必辛苦呢！我一听有道理，为谁辛苦为谁忙？以后领导下课题，我就让同志们剪报纸，大家伙你一剪我一剪，剪出一篇论文，放在电子版上公布一下算是完成了任务。这样我就比较有空，我有空的时候就跟尤妲煲电话粥。这时桑迪就会用剪刀敲桌面，她敲打桌面的水平很高，训练有素地打出一种毫无节奏的噪音。尤妲就会在电话里骂我：你老实一点好不好？打电话也动手动脚。我如果继续煲粥，桑迪就会一不小心把电话线剪断了。桑迪与我是多年的私人感情加师生感情，尤妲与我只有几天的私人感情。
关于尤妲我要补充几句。我第一次见尤妲是在一个论文研讨会上，她坐在我斜对面，我见到她就感动了，为她的身材和侧影，因为在这种研讨会上你很难看到后影或侧影不错的女人。几天后，我正在办公室玩电脑，尤妲突然走到我身边，说是登记电脑的编号。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并就学历问题神侃到下班，原来她就是单位里那个大名鼎鼎的博士后。后来她四处散布流言，说是她慧眼识珠认识了我。我则称她为犹大，她出卖了我我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血来潮答应去政研小组就因为听说她是小组成员。我报到那天她也去了，但不是报到，是去辞职。她宁愿辞职也不去政研小组，政研小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想而知。她辞职后开了家广告公司，一有空就打电话问我环境如何。她是存心看我的笑话。我一急就把桑迪找来了。桑迪和犹大原来在一个办公室，两人就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天天大眼瞪小眼。桑迪来了以后，犹大不打电话来了。
犹大不来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日子特别长，每天无所事事，我只好数小腿上的毛。我数了一个月的腿毛，终于忍不住给犹大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就得了个怪毛病，每天必须给犹大打个电话。如果哪天没有给犹大打电话，我就只能数腿毛，除了数腿毛，我什么事也干不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开着吉普车去兜风。为了方便调研，领导给小组配了部吉普车。这种吉普车据说是不能进北京城的。在南村大街上走也可能会被警察阻止。它本来应该呆在回收场的，就因为司机太忙，没时间送过去。现在它成了我的坐骑，我开着它在南村游车河，自我感觉良好。
尤妲最怕我开车去兜她，她宁愿去挤公共汽车，也不上我的车。因为她上过当。有一天我带她兜风，在人民路塞了五个小时，那时烈日当头，气温至少在40度以上。汗水从尤妲两颊哗啦啦流到脖子，再汇集到乳沟，那气势就象长江决堤时的情景。她说她一辈子喝的水都没有那天出的汗多。为此她警告我说：如果对她心存泛想，当务之急是挣一部带空调的车回来。
带空调的车，最便宜的当数长安奥拓，光车也得五万。我知道单位有人发得不清不楚，香车美人加别墅，要什么有什么。我苦干了十年，除去家累，还没存够五万呢。桑迪为此讥笑我，说：谁跟谁呀？尿得到一壶吗？我偏要往她那壶里尿，尤妲又不是神仙，干吗不能跟我尿一壶？
三
晚上没事时我会去打打保龄球。其他运动我都很在行，就是保龄球打不好。人家说我姿式不对，即使打直球，也是指东打西。打不好我偏要打，因为我喜欢这个运动。单位里保龄球打得好的人不少，其中就有老达。老达打球的姿式也不好看，他不是投球，是丢球，但丢得很准，差不多次次都打全中，这手绝技谁也学不了。有一次在天鹅湖，他随随便便丢了十二个球，居然一路叉叉。他懵懵懂懂要开第二局，球馆的人来找他了，说他打了三百分，该奖一部小车，除非他主动放弃受奖。他当然不会放弃，马上要去看看是部什么车，原来是部安驰。他一激动就开着安驰回了家，把单位的车留在球馆门口。到半夜才想起单位的车，赶紧CALL司机，叫他搭的去把车开回来，气得司机直骂他老娘。
第二天我就有幸坐安驰去兜风，小妖精坐在老达旁边，我坐后排。老达意气风发，小妖精满面笑容，我气不打一处来。老达这家伙，一把年纪了，打起保龄来居然成了高手，而且还中了个头彩。这是什么世道。看来小妖精不是祸水是福水，我妈要是知道现在的结果一定后悔当年不该活生生的拆散青梅竹马。
小时候我常带屁珍去兜风，当然是用脚踏车，没少摔她的屁股。后来跟她拍拖，她老打我屁股，我猜她是存心报复。那时屁珍是黄毛丫头，乳房没有现在的乳头大，我整天帮她往乳罩里塞馒头，她挺着胸脯在大街上走，很招人眼睛。过去的事我只敢在写小说时提起，现实生活中我是半句也不敢提的。屁珍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的夫人，间接上也是我的领导，所以我不敢招惹她，更别说得罪她了。譬如说老达憋不住了，瞒着她来找我杀棋，杀到兴头上，无论她怎么发威，老达就是不走，当然这样的时候少之又少。这时候小妖精就会说：鱿鱼，你悠着点。鱿鱼是小妖精对我的呢称，我对她的呢称是馒头。我赶紧收起棋子，用尽各种办法力劝老达回家，把不回家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