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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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之二)- 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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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他肯定还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五年之后就很难说了,因为它的体力和脑力已经透支太多了,他需要休息。  老魏有自己的孩子,他说没准到老了以后他会找一个老伴。到时候把感情的功能再调适出来重新装上,建立一个家庭。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工作了,就可以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为自己而活着,不再是为了工作。    陈晓楠:我知道,私人侦探这个话题是有一些争议的,不过要承认私人侦探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渐成气候,起码有些人已经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们都说一个职业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魏先生可能是一个极致的例子,他的职业决定了他的人生。我们其实今天可能只窥见了魏先生世界的一角,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有意思,因为他说他今天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很真实的故事,很真实的感受。


第二部分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  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二、对现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禁止以更换名称、变换方式等形式,继续开展类似业务。  三、要加强对公安系统内部人员的管理教育,禁止公安机关、武警部队的任何单位(包括公安、武警的院校、协会、学会)和个人(包括离退休人员)组织或参与“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工作。    ※ “私人侦探”的出现有其生长的社会现实土壤——家庭危机尤其是婚外恋现象日渐增多、诚信缺失导致经济活动中相互欺骗、法律途径不够畅通引发维权困难等等因素,令一些人尝试“变通”解决问题的渠道,超越法律赋予的权利去获取证据和信息,“私人侦探”由此“应运而生”。    ※ 呼吁给予“私人侦探”法律地位,希望出台相应条例规范这个行业。     ※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事:私家侦探的悲欢、矛盾。    ※ 魏先生: 您好!我希望能够交上你这个特殊的朋友! 我现在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勤奋好学,19岁,英文名叫 Holly ;瘦弱,短头发,缺点有不少,样子长得不吓人也不惊人。人生信条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我那远大的人生目标是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我对“侦探”的兴趣源于昨晚观看了有关你的访问。我觉得你这个人的胆子特大,做每一件事你都会经过周密的思考。而你又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害怕表露自己真实的感情,您也时刻不忘保护自己的感情。通过你的语言和神情,我想你应该也有走不出自己内心世界阴暗、恐惧的一面,那不是你害怕,但也许是你不想去面对。做侦探当然要时刻控制、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这也是我敬佩你的地方。我也希望在你那里学到更多有关侦探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你棋下一名出色的侦探。


第三部分艾滋情缘(图)

  桂西恩  1937年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  1981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知道了人类的新型传染病——艾滋病;  1999年夏天,发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疫情,此后该村被称为“艾滋村”;  2001年5月9日,带5个艾滋病人住到他的家;  2003年2月,获得艾滋病预防2003年“贝利·马丁奖”,他将所得奖金及此前马丁·哥顿的捐助共计7万元人民币将全部用于资助58位中国艾滋病孤儿;  2005年1月16日,获得中央电视台“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    陈晓楠:1999年,一个很偶尔的机会,桂西恩教授到河南一个村庄,发现了一种怪病,从那以后,他就好像和这个村子、这种病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现在,他67岁了,还经常只身奔赴那里,一住就是好一阵儿。这个村,就是如今已经闻名全国的河南省的文楼——艾滋村。    我们去武汉采访桂西恩教授的时候,他刚从河南上蔡县回来。这一次,他是去给那里的一些儿童抽血,因为他们有的家长染上了艾滋病,担心孩子也被传染上。他把血样带回武汉检测,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桂教授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被检测的30个孩子里,有一半已经确定是阳性。


第三部分令人震惊的发现(图)

  1981年,桂西恩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老师曾经向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的传染病——艾滋病。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西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和西方不一样。”也正因为如此,1999年的那个夏天,他听到的和看到的这一切,让他觉得难以置信。  1999年夏天,桂西恩的一个河南学生告诉他,他的家乡出了一种怪病:得病的人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一些人已经死了。本着医生的职责和好奇,桂西恩就跟着学生去了上蔡县文楼村。  当确定有人得了艾滋病的时候,他惊呆了。    桂西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当时看见11个人里有10个有问题。我发现的第一批病人都是卖血的,而且那个地方卖血的人很多,所以我就意识到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涉及的人、涉及的面都是很广的,这不是一件小事。    桂西恩刚到那儿去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能强迫村民做检查,事实上,他们还是有很多人接受了桂西恩的检查。村民接受他的检查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不收费;第二,他承诺检查后,逐家去报告结果。  震惊之余,桂西恩也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现实,这一切,来势汹汹,他决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几天之后,他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一封信,建议:赶快对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及其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这些艾滋病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桂西恩因此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桂西恩在给上蔡县的信中写道,“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还写到“我看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单靠当地政府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上级给予帮助”。信寄出去后,桂西恩并没有得到回音,他去文楼村开始受到了干预。  桂西恩说,他们不让他去,并不给出任何解释。实际上,他已经不能去那里了。可是后来,他觉得他们这种作法不妥。因为几个月过去了,有关部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自己不做调查,也不允许任何外人去调查,对此,桂西恩觉得是他们不对了。卫生局的一位领导对他说,“不让你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不是河南人,你是湖北的”。    桂西恩:这个话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回答。这个病,连国界都没有,哪里来的省界,当这个疾病传出去的时候,我们湖北的病,很大一部分是在那里卖血卖回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省界,现在去帮助你,省界却出来了,好像说不过去吧。    由于当地没有及时地采取对应的措施,1999年10月31号,桂西恩带着自己的调查报告来到了北京,李岚清副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很快,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了文楼慰问。  此后,桂西恩又给当地卫生部门写了第二封信,表示愿意跟当地的医生一起去做艾滋病的救治工作,但是对方没有回音。  接着,他又给当地部门写了第三封信。他说,现在交通都很方便,所以就不麻烦你们了。说过这句话之后,他就真的开始自己行动。他选择只身前往,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再去一次那个让他无比震惊,但现在也是无比牵挂的小村庄。    桂西恩:有人讲,我也许做了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不过是偶然去了,发现了这种现象,别人没有碰见这个机会。因为有人讲过这个话,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做一个人。这是一个欧洲的人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看见别人有痛苦,还是无动于衷,那这个医务人员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我无非是看到的一种情况,一种悲惨的情况,受他们的,受到一种感动吧,就愿意做一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第三部分500个艾滋朋友(图)

  就在田间地头,桂西恩开始带着面包给村民放映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幻灯片。本该由检验科、放射科做的抽血化验和B超检查等等,均由他一揽子完成。  五年里,桂西恩坚持每两三个月去一次河南送医送药。但是,最初,他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遇到了一些麻烦。  2001年6月8日,桂西恩独自带着一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一些人得到消息后,派人前来驱赶,警察也干预过他进村,甚至他的学生还挨过打。这一切在桂西恩眼里,都已经成为往事。     记者:我听说还有村民把你藏起来。有这个故事吗。  桂西恩:有啊。那是另外一件事,事情相隔很久的。我姐姐看了这个文章告诉我,她说藏到米缸里头。没这个事,河南哪里有米缸,我也不会藏到米缸里去。不过有人找我,他们村民不告诉他我在哪里,晚上天黑以后,用摩托车把我送走,有这件事情。  记者:在你现在看来都是很轻松的,都过去了。  桂西恩:对,现在挺好的。我不想说现在挺好,反正,那些事情过去了,而且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的工作没有间断,就是在那儿的工作也没间断,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的。  记者:这些都没有影响你去那里。  桂西恩:对,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而且是老百姓欢迎的。    陈晓楠:桂教授说话有个特点,有的时候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但是,在他说起那些艾滋病人的案例,还有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则会故意敷衍了事,一笔带过;在他讲到自己比如被拒之门外,或者学生因此而挨打,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个口头禅“小事一桩,如此而已”,或者说“都过去了,都解决了”,要么就是说“其实也没报纸上讲得那么夸张”。我们开玩笑跟他说,这叫选择性失语,尽管桂教授不太讲自己的故事,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因为我们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不少不同一般,甚至可能是惊心动魄的经历。因为那儿,是一段很特殊的日子。    有的时候为了送医送药,桂教授会住很廉价的旅店。他住过20块钱标准的。这是一家农民常来常往的旅店,对于他的到来,旅店的老板也觉得好奇,从有些病人的来访中,得知他是医生。他们为了回避矛盾,刻意避开上蔡县,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毕竟这些是艾滋病人,如果反复停留在一个地方,总有病人来住,定会招惹麻烦。  桂教授住廉价旅店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愿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第二,有些高档的地方,农民出入或许不受欢迎。但是,他并不认为是委屈了自己。他曾经有过骑自行车长途旅行的经历,那时候在自行车上绑一个席子,一个帆布,从武汉骑到南京,困的时候,在堤边上就睡了。  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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