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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我认为学校对老师照顾不够。第二天一早，学校通知放假一天，叫所有的学生都把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晒干了被褥再来上学。当时感觉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淋，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
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一早上，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门口有几个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饭盒、茶缸拿到石台上来。学生们各自找到自己的饭盒、茶缸，端到寝室里去吃。菜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腌辣椒，连新鲜蔬菜都没有，只有等回家才能吃上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有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各地最好的房子就是中小学校，哪怕在最边远的地方，最好的房子也是学校，你说这个民族怎么会不强大起来？
9年之后，我回了一趟自己过去教书的学校。这9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环境也略有改善，但这只是外观墙体的改善，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那么大，但原来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现在倒可能有90至100个，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坐旁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90度的角看黑板。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按照农村人口的发展现状，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这几间教室不知从何解决。在农村盖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块，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还欠着包工头的钱，直到现在还在打官司……
看见这些教室我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结果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应该反思。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生活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水果在农村很常见，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原来一个乡一天卖不掉20斤肉，现在只要你想吃肉、豆制品和新鲜蔬菜，在集镇上都可以买到。中等以上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有些房子都盖到路边上来。从国道往两边看，感觉农村多了很多新房子。农民一般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盖得起楼房。
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排斥在体制之外。如果你与农民调侃的时候，他们会用很沉重的口气说：“我们哪里是人？与城里人相比，我们枉过了一生。”
他们除了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基本上就是看电视，而且大多数是14寸、17寸黑白电视。其次就是打麻将，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还比较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连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是许多农民心境的展露——老家的兄弟们与我谈到关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奢望。据我了解，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像这种有才干的农民才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他在作品里回忆了那段残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叫干活就干活，叫举手就举手，人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但在心里总还是有想法，只不过不能表达出来。很多年里，中国农民有些类似于这种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情况。
江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局也似乎与农民无关。从实际利益来讲，他们还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线通车以后，家乡农民感觉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到汕头打工更方便了。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农民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4）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万家湾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30来个人。其中大部分留在县城、乡村学校教书，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个。子女能够摆脱农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头看村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活得猪狗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在嘴上表达很真诚，但我心里清楚，只要进入了体制，便会拥有体制给的资源，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至少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们远没有可能享受这些资源，他们还处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么灾祸，更陷入于磨难，很可能要自生自灭……
我和他们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他们什么。他们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觉无地自容。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享受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在一种农民心理的激愤下，感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抚摸着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的。在故宫，我也是怀着一种极大的厌恶看那一件件宝物，其中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陕西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让今人赏心悦目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与城里人交往比较少，所谓白领阶层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在城里的小区住的时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交流？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
我心里装着村里那么多孤儿，惦记着他们的命运，你说我看见城里人养狗，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往往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临别时脸上当然得堆满笑容对人家表示感谢，心里却一阵阵刺痛，这几千块钱拿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我会在心里盘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忘记了这顿饭，这盘算才结束。
如果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里各种时尚休闲或者小资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别人。农民被体制甩得这么远，沦落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由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对历史的梳理与清算，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有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当今再不讲“阶级斗争”、也不提“阶级感情”，只讲市场经济，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氛围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农民一样过日子。
但不管怎样去“消化”，我总有两个问号“消化”不了——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从赣南一片广袤的乡村开始出发的，为其终于坐拥江山而前仆后继喋血沙场的，大抵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快便采取一种以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