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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落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缩手缩脚。就拿企业改制来说，安徽不可谓不早。但1997年的那场企业改制，由于一开始企业的改制方案由改制领导小组而不是职代会通过，再加上职工集资款无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上层官员讲企业改制不能搞运动时，地方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只能流于“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制”。与此同时，浙江官员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动摇，并问：国有资产退够了没有，职工身份置换了没有，经营者持大股了没有，股东参与生产要素分配了没有。一时间，浙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化达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还有1；245户小企业尚未完成改制。由于观念的落后，安徽中小企业改制整整延误了5年之久。
思维的僵化也同样让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可“万燕”却悲愤地离开安徽，择枝广东。那时的“万燕”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GD，但苦于资金缺乏，无法大规模生产。而当时家电行业“老大”长虹有意进入VCD领域，并与“万燕”频频接触，想斥巨资与“万燕”联合生产VCD。有关部门听说此事后，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几家有名的家电企业你不“嫁”，为何偏要“嫁”给长虹？不容对方分辩，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一对好“姻缘”。之后，地方官员用“拉郎配”的方式把“万燕”与“美菱”撮合到一起。由于两家无法磨合，到后来只好不欢而散。在此期间，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赚得盆满钵满。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生产第一台VCD的“万燕”到头来却口袋空空如也。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4）
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比例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由于“工作作风”所致的比例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年过后，安徽的汽车工业已居全国第5位，成为安徽的主要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一个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再来看经济发展环境。
自“九五”以来，安徽利用外资呈明显下降趋势。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由1996年的8。67亿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亿美元。“九五”期间，安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落后周边省份5。3至21。7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之势。分析安徽利用外资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资的载体少、利用外资方式和外资来源较为单一外，关键还是投资软环境发展滞后。同样引用安徽省政协的问卷调查数据：有5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不够；对涉及软环境案件的查处，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力度不够”，选择“走过场”的比例为27。1％，两者相加达78。5％，而选择“力度较大”的仅为3。7％。
一个外商曾说，看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是优是劣，其窍门是：如果一个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大楼盖得最高、最漂亮，那个地方的官场经济势力就最强，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的市场化程度就最低。市场化程度越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投资的交易成本就越高。
现在红遍全国的南京雨润集团，最早是落户安徽合肥的一家民营企业。这家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当年在合肥却尝够了一些部门“三乱”之苦，最后只好含泪离开合肥到南京发展。现在的雨润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达40多亿元。雨润的“出走”，曾给安徽的各级决策者上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最为生动的一课。
经济发展环境的滞后，使存量难盘活，增量难进来。从安徽的投资环境来看，尽管“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缺乏一种内生机制。
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
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5）
张道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安徽是后来者。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转化，农业的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工业落后，小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陷入“空城”乃至“死城”，进了城的农民又会返回乡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1年，安徽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国7。7个百分点，高于发达省份10至2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全国8。1个百分点，低于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说，安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同年，安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8。6％，比全国低23。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3位。
从投资结构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到全国的2。3％，人均投资比全国少了一半。在这有限的投资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就在这较小的份额中，重要的一块又被“四大家族”（马钢、铜陵有色、两淮煤炭等）拿走。而轻工的投资不到整个工业投资的1/10。在重工业中，采掘业又占了很大比重，制造业的比重较低。这样的投资结构使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记得1984年有过一场“安徽工业大讨论”。当时，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杨纪珂提出“三区一中心”的战略构想：皖南旅游区、沿江工业区、淮北“鲁尔区”。并提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轻工为主。当时有人说轻工没有发展后劲，他反驳道：有钱就有后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前瞻性的思路，才有了后来“安徽轻工大省”之美誉。只可惜，安徽的工业发展战略思路未能一以贯之。随后，安徽要吃“资源饭”的意识一度占了上风，发展农业和资源工业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调。其结果正如后来官方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曾引以为豪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在发展战略上，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有人曾形容江西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知识经济摸不着边”，安徽的官员又何尝不是。
与工业化水平低相随的是，安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2001年，安徽城市化率为29。3％，低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同年，安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仅合肥一家。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功能较弱，一直是困扰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而毗邻的江苏提出了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浙江一改过去“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大城市发展战略，培育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增长极；湖北以武汉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及新医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沿汉江形成了“十堰—襄樊—武汉”的汽车工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