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三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3）
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
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慷慨就义，为中国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说“唯楚有材”并不符合古代湖南的历史实际，那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群雄并起的局面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导组建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四分之一强；同盟会最初两年有会员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人黄兴和蒋翊武，之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再如，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数量之多，进出国门之频，均为各省之冠。根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六分之一；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则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6。8％。仅平江一县，在国共两党少将以上军官中就有1000多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4）
朱翔：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从1950年到1956年，是湖南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6。1％，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6％，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9。13亿元，新建工厂434个。这个时期不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效益也较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全省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活泼的景象。
从1956年到1966年，是湖南致力于全面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全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9。9亿元，平均每年近6亿元，比前7年平均每年投资1。3亿元增长3。6倍。在苏联的早期对华援助项目中，湖南受益多个，有株洲车辆厂、湘潭钢铁厂等，为湖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能源工业方面，新建了柘溪、岳阳、邵阳等电厂和涟邵煤矿，扩建了白沙煤矿；在钢铁工业方面，新建了涟源等钢铁厂；在冶金工业方面，扩建了锡矿山与水口山矿区，发展了铜、铅冶炼；在机电设备工业方面，开始了冶金采矿设备、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机车等产品的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建立了一批农机厂，到1966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发展到54。47万千瓦；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全省最大也最著名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区，于1965年开工。湖南的卷烟、食品工业都不错，国家在湖南批了8大卷烟厂，搞得较好的是长沙和常德卷烟厂，白沙烟、芙蓉王烟全国有名，现在卷烟算是湖南的一个支柱产业。可以说，湖南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左”的路线的错误影响，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主要是不实事求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结果生产急剧下降，市场商品非常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统计，1961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35。6％，其中工业产值下降46。5％，农业产值下降15。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4。2％。经过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关停并转了工业企业一万多家，压缩下放工人539万，调整了党在农村的政策，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到1965年，全省经济才渡过难关，重现新的生机。1965年与1962年比较，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41。6％；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9％。
从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也受到极大破坏，到处停工停产，武斗成风，打砸抢盛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国民经济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几个地、市利用国家大量投资进行“三线”建设的机会，争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如枝（江）柳（州）铁路的开通等，为湘西北这一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过得去，比周边一些省区发展的势头要快，特别是农业情况更好一些。就是在“文革”时期，湖南在全国的总产值还排在第8位，湖南的大米、腊肉、咸鱼源源不断运往广东，那时候的日子比广东好过多了，许多广东人来湖南买农副产品带回去。民间对此有一则笑话：湘粤两省边界有一座金鸡山，鸡头在湖南，鸡屁股在广东，人们说这是吃湖南人的米，蛋却生到广东人那里去了……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农业现在在全国还算可以，农产品主要有水稻、生猪、柑桔、芦苇、苎麻、茶叶。生猪在全国排第二位，第一位是四川。湖南的生猪主要是宁乡猪，比较肥，瘦肉率不高，主要还是饲料的原因。水稻的产量在全国大概也是第二位，产量一直很高，天生不足的是质量不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过高，湖南的有钱人宁愿吃东北大米和泰国大米，也不吃本地大米，所以现在大量种杂交稻。种水稻、养生猪没有什么钱赚，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利润很低，工农业的剪刀差很突出。湖南作为一个大省，完全依靠农业支撑是不行的，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省也强不起来。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而人家四川搞农产品深加工就搞得很好。四川的白酒产值大概是湖南的11倍，而且做出了品牌，五粮液系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名。湖南虽然有一个“酒鬼”，但没有做成系列品牌。不过，现在“浏阳河”酒卖得不错，牌子打出去了，一年纯利有好几千万。搞好农业，充其量不过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罢了，那只是古人的一种低层次的生活追求，如果要真正的强省富民，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文明档次，关键还是要搞现代工业与高科技产业，靠“农业强省”的道路肯定行不通。说起来，过去湖南的干部素质总的来说还比较低，或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南下干部，或是建国后培养的当地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与理念，发展思路不清，凭经验办事，使湖南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5）
江政华：据我看来，湖南还经常成为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互相碰撞、比拼的主战场。当然，中部及西部不少省区保守文化也比较突出，但湖南一直表现得很典型，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在湖南都有相当势力，你争我斗，一直较量，此伏彼起，搞了很多回合。如历史上的叶德辉、张敬尧、许克祥等就是保守文化的代表。毛泽东等人代表了当时的革新力量，领导了“驱张运动”，结果胜利了。以后，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许克祥在长沙立刻发动“马日事变”，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又如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湖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