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还能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观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记载的周颠仙就是这个人，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宁都还出了一批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6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5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面我讲到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此外，官员们还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5）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在粤文化、闽文化中，虽说也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但许是天高皇帝远，这两种地域文化里表现有相当多程度的本土、异端、大众文化的特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种榜样意味着个人，还有家庭、家族的命运能够发生云泥之别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愿意走这条路，都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筚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江西人津津乐道。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第二，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国子监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今年年底我会出一本书，叫《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我在书中把《三言二拍》中关于监生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故事《杜十娘》中的李甲、孙富的监生都是买来的。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按当今的话来说属于第三梯队。获得监生以后，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还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劳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我们在一些县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写着“州同知”，简称“州同”，这种官基本上也是买的。当时中国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县，县官叫知县，州的长官叫知州，府的长官叫知府，省的长官叫巡抚。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其实是虚衔，不需要到任，坐在家里就可以，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
第三，曲线做官。当某个人考不取进士、举人的时候，就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6）
胡平：现今流坑村一处清代商人旧宅内尚存有一副对联，下联为“ 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上青云”。要想真实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经怎样地折磨着又诱惑着江右商人，乐安流坑无疑又是一个缩影——
在村里近二百幢明清时代民宅的大门上，常可见“儒林郎第”、“登仕郎第 ”、“大夫第”、“州司马第”一类的匾额，它们一个个凤舞龙飞，多出于当时江西巡抚及州县的地方长官笔下，架大笔粗，镂金镌银，犹如斑烂的虎头豹脑，令人有持重的压迫感……这些高悬的匾额下，究其实是一个个赝品的贵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发家，随即纳财于官府， 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总一类官职或监生、贡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较低的后者，也得捐银百两。如同他们曾拥有的满山满谷的竹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们经手过的瀑布般倾泻的哗哗银两，最后变成的也只是给自己与后代的一个无法兑现的面子……
有资料表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江西是以钱财捐得监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方志远：第四，巴结官员。江西人在外地不论是读书，还是从军、从商，都愿意从当地为官者中找出几个老乡来，拉拉老乡关系，以求得各种帮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个什么大官，能帮着解决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以在邻里面前炫耀的事情。有时即使这个官员与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乡间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物。
可以说，江西为庙堂送去了多少官员，江西人便在经卷上耗去了多少聪明！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另外的一组数字中的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传记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 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环境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律人，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甚至是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