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风格，而且教得非常专业。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搞成当堂对答方式，有正方、反方，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辩论赛。我觉得出现这一现象与江西浓厚的书院风气有关，而江西的书院又与江西的禅宗非常发达有关，禅学就是讲究辩驳的，辩语之中处处暗藏机锋。
朱元璋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
不仅如此，而且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希望将所有的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当然不允许“讼风”继续存在，为此，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家里有田却不交租，有壮丁却不服劳役，以致“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而中原的老百姓“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述”，只知道服役缴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官府，因此中原地区能够“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两者一比较真是“善恶昭然”，所以统治者要求浙江、江西的老百姓应该尽快“改过从善，息争止讼，应役输粮”，并警告，如果再不平息讼风，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在发布文告的同时，明朝政府对热衷参与讼事的“刁民”进行严厉打击，仅洪武十八九年间，由朱元璋亲自过问的案例就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江西人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45人的案件。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人是祸害老百姓的恶官，但是当通政司提审的时候，要求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郭和卿竟然无言以对，并坦白是一个叫周继奴的人为自己提供了所有被告人的姓名和劣迹，自己只是代人投诉。这类事情，当时在各地都有发生，按照明朝的法典，最多不过给予发配充军之类的处理，但是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当事人都被押回原籍，脑袋被砍下来悬挂于集市，而且把家中成年的男人杀掉，妇女强行迁走。同时，明太祖又命令各省布政司和府、州、县以及各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一旦发现有在位或不在位的官员，以及各类顽固不化的刁民继续挑起官司，可以立即绑送到北京来治罪。
不仅如此，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所以他在处理了郭和卿诬告王迪渊的事件之后，特别指出：天下13省的良民占大多数，虽然也有顽固不化的刁民，但惟独江西有些顽民，“奸顽到至极之处，变作痴愚”。有一段时间到京城里越诉的人特别多，而越诉的人中大多是在外地做生意的江西商人，因此明朝政府发布政令，以后凡是江西人越诉都遣回案发地进行受理。并且通告全国各地，要求对所有的江西商人都查明其路引，不允许他们随处经商。同时要求江西的布、按、都三司对路引严加控制。这种情况在别的省没有发生，惟独江西受到明朝中央政府如此高度关注。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2）
江西的“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为最盛。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的临江、瑞州等府，也是“讼风”盛行。
江西的“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和江西商人的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的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
江西的“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为最盛。
明朝成化四年，有一个叫许聪的陕西人，被任命为吉安知府，他还未到任之前就打了一份报告，说“江西文人贤士固多，强宗豪右也不少”，而且特别喜欢诉讼，往往一个案子牵连几十人、上百人，一个案子几个月、几年也不能审结。他要求朝廷授权行事，允许他先斩后奏，结果朝廷给了他一个可照此办理的敕书。他来吉安以后，觉得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于是关了一批人，杀了一批人。没有料到的是，最后他自己反吃了官司，被告到了北京。明朝的时候，各地设有僧纲司、道纪司，是管理和尚、道士的小衙门，品级很低。许聪拷讯了一个姓黄的僧官，但这个小人物在上面有关系，此人的师傅与司礼监的太监有勾连，还和吉安在朝中做官的人有联系。于是，状告一封，既告许聪用刑法拷讯犯人，又指他有受贿嫌疑，结果许聪被下到监狱里整死。被吉安的“刁民”诬陷落狱的，还有一位姓黄的知府。知府尚且如此，知府以下的官员更可能祸从天降。若开罪地方上某个有形无形的势力，等着他的便是锒铛入狱……足见吉安告官的风气很是厉害。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本来也堪称是大耳阔面的人物，他在地方上打官司竟然打不赢另外一家，因为另外一家也有京城大官的背景，并有地方官的回护。可见江西的讼风弥漫，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江西做官的人多。你有你的路子，我有我的路子，即使你勾连的官比我大，不见得我的后台不如你硬。你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我也可以吃了被告吃原告……一种彼此之间官场背景犬牙交错、明明暗暗的较量，更加剧了赣地“讼风”久盛不衰。
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的临江（按：今樟树）、瑞州（按：今高安）等府，也是“讼风”盛行。成化年间由扬州知府改任临江的周源，到任伊始，就感觉到此处比扬州更难治理，并将这一感受告诉友人：“临江民好讼，株连蔓引，动千百人，比扬尤号难治。”
江西的“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和江西商人的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的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
宣德十年五月，河南南阳县知县李桓上书称：该县有江西流民，“多越讼告讦”；正统十四年十月，河南布政使年富上书，说江西在河南的“逃户”，“诱人刁泼”，请示朝廷批准，要将在河南的江西人统统驱逐出境；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报告说，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的债务纠纷；成化初年，刑部再一次行文指责江西等处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要求江西有司对出省者严加把关，而西南各省则应对此严加盘查；万历年间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人特别是抚州商人的案子，发现其中多有欺诈。他一怒之下表示，以后凡抚州人的案子，本官概不受理。
好讼之风、告讦之习，大大影响着朝野上下对于江西民风士习的看法。洪武时朱元璋定下规矩，苏州、松江二府及浙江、江西二省之人不得在户部任职。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因为苏松、浙江为朝廷财赋半壁江山，此地人在中央管财政，朱元璋担心他们会对老家硬不下心来；而禁止江西人进户部，则因“江西士风谲诡”。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走进明朝之一》那期访谈里，我说起由于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放债、累起词讼，河南邓州籍的李贤专门写了《吾乡说》一文，将河南民众的贫困归之于江西商人的盘剥。而且，因为对江西人的不满，作为新科进士的他，竟然拒不拜见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由于江西人的好争喜讼，江西籍的在京官员又常卷入派系斗争，明武宗便将其原因归之为“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江西人在世人眼里便落下了“浮躁”、“蹊跷”的名声，《金瓶梅》的作者还特别为此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原籍南昌的宋御史。
明朝有句官谚叫“命运低，得三西”，这“三西”为陕西、山西、江西，当官的都很不愿意到这三个地方为官，原因则各不相同。
通常意义上的诉讼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数，特定意义上的“讼风”则是社会生活中的变数；诉讼是“讼风”的基础，“讼风”则是诉讼的变异，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重大的区别。与一般的诉讼相比，明清时期江西的“讼风”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从一般的民众中分离出专门从事或者热衷于从事诉讼，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和职业。
人们把从事这一职业者叫做“讼师”、“讼棍”或者“光棍”。这些人一般没有政府所认定的正当职业，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但他们都受过教育，有的曾为生员、监生，或做过私塾先生，属于知识阶层，大都入仕无门，既不愿或不屑从事农工商贾，又耐不住在民间的寂寂无名，于是都干起了代告、包揽、代书讼词的勾当，并以此为职业。与一般的腐儒所不同的是，他们见过世面、懂得法律、不惧官府，敢于对簿公堂，如果说他们是“无赖”、“光棍”，那也是知识“无赖”、知识“光棍”。
既然“讼师”、“讼棍”、“光棍”们以诉讼为职业、为生计，那么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又被视为“异端”，在官府看来，其手段没有道德的限制，夸大事实，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牵连无辜，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可以空穴来风，平地陡起三尺浪，更擅于将小事拾掇成大事，把一件小案子播弄成惊天大案。个人的恩怨一入他们口中，却往往牵连很多人，有时竟达几十、几百乃至上千人。只须片言只语就可能化解的矛盾，一经他们染指，便变得长年累月无法结案……
如果他们对哪一位官员不满，还会捏造一系列的事实，上纲上线，动辄告之以让皇帝和朝廷最为揪心的“欺上”之心、“谋反”之意。一旦上面真来调查的时候，他自己又逃跑了，让你“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把这个官员死不死活难活地吊在那里。如果此人正好碰到要提拔，这好事肯定就要泡汤了。所以明朝有句官谚叫“命运低，得三西”，陕西、山西是因为穷、气候条件差，而江西主要却是因为“讼风”太盛，既弄不到钱，又容易被揭露隐私。
说来讼师们大多是高智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明朝时江西某地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不孝，父亲告到官府。按当时的刑律，不孝罪要接受笞刑（鞭挞），儿子为了不受刑，买通了一个讼师。讼师在临上公堂之前告诉他——我在你左手写上6个字，右手写上6个字，上公堂的时候，你要背过双手，不管县官怎么问，绝对不能开口说话，自己也不能看这12个字。如果知县把你叫到身边去，你要背过身体把手伸给知县看。于是，儿子按照讼师的交代，依计而行。一上堂，父亲扑通一声跪下告儿子不孝，县官听了，当即要儿子跪下受刑。儿子说：暂且不要用刑，我先有话要讲。县官说那你就讲吧。儿子说：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县官问：如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事情的真相？儿子说：我都写在手上了。县官说：你上前来给我看。这个儿子就跪着走过去，然后身体背对着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