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对英军求和，又支持耆英与英、法、美签订不平等条约。《清史稿》上也评论说：“穆彰阿当国，主议和，为海内所丛诟”。穆彰阿亦有聪明之处，他不像今日的一些腐败官员，贪权而不贪财，而且对确有才学的人多有施舍，着意培植。由于穆彰阿多次主持乡试，而且身为主考官，依附他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穆党”。
陈孚恩是怎样攀上穆彰阿的呢？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1842年8月29日），清廷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议和的消息引起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另一位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每逢上朝时，就与穆彰阿争论，予以痛斥，责备其谬议误国，并为林则徐打抱不平，鸣冤申屈。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进士。少年时家庭贫穷，但学习很努力，推尚气节。穆彰阿知道王鼎的秉性，只要一听到他的斥责声，便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有一次，两人同时被道光帝召见，王鼎在殿上又责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穆彰阿则保持沉默，不与争辨。道光帝心里知道王鼎骂的是穆彰阿，怨气却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笑着说：“你醉了”，命太监把他扶出去。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苦谏，道光帝动怒，拂袖而起，王鼎急忙拉着道光帝的衣裾陈说，道光帝仍然不理。下朝回家后，王鼎越想越气，越思越悲，叫下人伺候笔墨，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本长长的奏折，小心封好，紧揣在怀里，当晚自缢身亡，以死进谏。
按大清律例，朝中大臣自缢，必先奏报皇上，吏部、刑部派员验视之后，家人才能移动尸身。王鼎家人尚未来得及奏报，暗藏心机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文字官员）陈孚恩已闻讯抢先赶到，他命人将王鼎遗体解下，搜检衣带，得到遗书，才大松一口气。遗书的大意是弹劾穆彰阿，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
看过遗书后，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王沆说：“皇上正为林则徐‘开兵衅’引发的后果恼怒，不愿再听人谈论此事。你如果据实奏报，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会受到牵连，连你的编修之职也难保。你如果还想往仕途上走，就不能如实奏报，更不能呈递这份遗书。”
王沆是个老实人，被陈孚恩的连哄带骗吓住了，一切听任其安排。于是，陈孚恩乘机篡改了遗书，并以“暴疾”奏上。
事后，陈孚恩快步流星赶往穆府，把王鼎原来的遗书送给穆彰阿，穆很是感激。从此便有意提携陈孚恩，使其平步青云，不到5年的时间，由军机章京而升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副总理还兼着国防部长）。王沆却因未能继承父志，遭到亲戚朋友的鄙弃，他自己也愧悔莫及，于是终身不再出来当官。
王鼎死时，林则徐正在发配新疆的途中，得到消息，悲愤不已。他面对大漠落日，潸然泪下，又吟诗一首，名为：《哭故相公王文恪公》，其中有云：“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陈孚恩与侍郎福济赴山西查办巡抚王兆琛贪污一案，经查实，王被免职，并逮京治罪。随后，穆彰阿又让陈孚恩代理刑部尚书，不久即正式任命。次年，咸丰即位，穆彰阿的权力大大得到制约，不久又被连降六级。陈孚恩亦开始走霉运，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相互戳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
当年太平军起义，各地形势危急，由于兵员不足，清廷命在籍回乡大臣帮办团练，用于抵抗太平军。许多在籍官员纷纷行动起来，如曾国藩（前兵部侍郎）、吕贤基（前工部侍郎）、季芝昌（前闽浙总督）、钱宝琛（前江西巡抚）等人，前后达94人之多，陈孚恩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官员当中，只有曾国藩一人办团练得以成功，并以此建立湘军，成就了一番事业。陈孚恩在江西没有办成团练，只是帮助时任江西巡抚的张芾督师守卫南昌城。咸丰三年（1854年），待湘军江忠源援师到达后，太平军才撤退。为此，陈孚恩分享守城之功，得赐花翎。但他回到北京，未被授予官职。其间，御史钱桂森曾上疏说，陈孚恩很有才干，又在外数年多有历练，建议他入直枢廷（内阁），必能办成不少事。这道奏折遭到了咸丰帝的诏斥，只准其回原衙门。但过了不久，又命陈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能让皇上改变成命的人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明眼人很快看出这是陈孚恩轻车熟路，再作冯妇，私下投靠了肃顺等人的回报。
咸丰八年（1858年），陈孚恩因其子陈景彦牵涉到顺天（今北京）乡试舞弊案，自请严议，被议失察降一级，但很快又在肃顺的保荐下，寻署刑部、户部尚书。咸丰十年（1860年），又授吏部尚书。本来吏部尚书之职由许乃普担任，在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许乃普等要员正在园内值班，闻警只好仓皇逃亡。陈孚恩则利用肃顺权势，对惊愧未定的许乃普，横加施压，迫其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给他。为此，许多官员感到不服气，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他的出身只是一个区区的贡生。这件事情后来成了陈孚恩是肃顺死党的一个有力证据，并被许乃普之子许寿彭上奏痛劾。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5）
胡平：肃顺在咸丰朝很是显赫，不可一世，他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既是三位御前大臣之一，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传位5岁的载淳（即同治帝）时，又成为遗命的八位顾命王大臣之首。其势力之大，附庸之多，在官场内已有“肃党”之称，并让慈禧为首的“后党”日子过得忐忑不安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咸丰帝尸骨未寒，同年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合谋，由当时留守北京的奕掌握军队，利用皇室回京时机，发动政变，逮捕顾命八大臣，将肃顺处斩，载垣、端华两亲王赐死，其余5人革职。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辅政，改年号为同治。这便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祺祥政变”。在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陈孚恩亲笔书函多封，内有暧昧不明之语。恭亲王又接到密告，说肃顺的财产有一部分藏匿在陈孚恩那里。
军机处和刑部在会审时，却大费踌躇。
陈孚恩手腕圆滑老练，朝士中颇有人以为陈孚恩是个干才，甚至认为他不但不是“肃党”，相反还是肃顺他们所忌惮的人物。当咸丰帝在热河崩驾，在京留守各项事务的大臣中，只有陈孚恩奉召去承德，“肃党”的形迹如此明显，居然还有人说肃顺要把他叫去避暑山庄，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是深怕他在京城捣鬼，反对肃顺，而其实这正是陈孚恩自己放出来的烟雾弹。陈孚恩还利用江西的京官为其活动、申辩，很多赣籍官员联名保奏他，为其说情。在座的大臣都主张严办陈孚恩，但又不能不加慎重。最后决定对陈孚恩“敬鬼神而远之”，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为了平息那些由此可能引起的浮议流言，恭亲王陈请慈禧派军机大臣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书万青藜，再议陈孚恩的罪名。这两个人都是汉人，万青藜还是陈孚恩的江西同乡，以示朝廷大公无私，并非满人、汉人意气之争。
两位太后照准后，万青藜接到通知赴内阁会议。他受了江西同乡以及与陈孚恩有交情的那些官员的压力，原准备有一番话说。内阁先给他看了在肃顺府中抄出的陈孚恩的信札，他一面看，一面暗暗心惊，那些“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陈孚恩“明白回奏”，必是百口难以自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实还算是便宜，倘若此事发生在雍正、乾隆年间，陈孚恩本人的脑袋早掉了，只怕家属也要受到严重的株连。
万青藜承认陈孚恩罪有应得，但他仍想为这位同乡减轻点罪责，他指出：“陈孚恩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
所谓“天语褒奖”，即指早年在山东巡抚任上，陈孚恩自称廉洁，加之穆彰阿的吹捧，道光皇帝曾御笔颁赐匾额“清正良臣”。
真是不提这话还好，一提更坏。在坐的会审大臣汇成了一片嘲笑声，他们一一道出自己记忆中陈孚恩在官场上的变脸功夫。所谓“清正良臣”的美名，早已扫地无余，诚如《清史稿》对他的盖棺论定：“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那块在抄家时已附带追缴的匾，徒成为天下士人的笑柄！
万青藜仍不放过最后的努力，他说：“新帝登极，两宫垂帘，重重喜事，怜念陈孚恩白发远戍，只恐此生已无还乡之望，何妨特赐一个恩典。”
无奈在座的内阁成员对陈孚恩都无好感，“白发远戍”的哀词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大学士周祖培答道：“恩出自上。”他把视线扫过座间，落在万青藜脸上，“上头对陈孚恩有没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们此刻也无从谈起……”
陈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议定。奏折上去，太后很快照准。充军的罪名，按例即时执行，由刑部通知兵部派员押解。陈孚恩一家三代离开京城时，去看他的江西老乡还不少，人们纷纷安慰道：新疆正在用兵，此去正是效力赎罪的好机会。有的还拿林则徐作比，说他当年也是遣戍新疆，没有多少时候，又被道光帝复起大用……陈孚恩一面道谢，一面忙不迭地称颂圣明，自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新疆境内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这一年正月22日（3月8日），伊犁被起义军攻占，陈孚恩及妾、子、媳、孙等一家三代共同遭难，估计没有后人留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1）
——走进晚清之二
胡平：《走进晚清》的两位访谈者，一位是鲁思明先生，一位是马平先生，他们并非学界中人，经历亦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两点相同：
其一，两人都一直密切关注这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由于长时期里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与经历，使他们比起一般人来更能感知当今中国凝重芜杂却又清晰向前的影子，因而他们比起一般人来对于时下这常常是“轿马充斥于市，丝弦不绝于耳”的所谓“盛世”有着更多的忧患意识；
其二，他们都爱读书。与马平相逢，开口必谈的便是时下有哪些好书，这些书何处有买？他借我的书不还，或者用我的名字去席殊书屋购书，日后却要我去买单的事，这几年屡有发生。而去鲁思明先生的办公室看看，你一定以为走错了地方，眼前真是一座煌煌万卷的书库。与不少老板只是用那些装潢华贵的精版书来装潢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