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办同文馆，同文馆就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北京办了以后，广州也办了一所，李鸿章在上海也办了一所，懂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同文馆最早只开办英文一课，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1902年改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到慈禧听政的时候，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的大学士倭仁，是一个蒙古王爷，他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恭亲王则认为学习语言是为了沟通和交流，但要掌握国外的技术，还必须掌握天文学、算学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否则自己怎么造洋枪洋炮？最后是恭亲王取得了胜利。但是，因为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不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自从有了同文馆以后，可以大量翻译国外的书，包括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西方的新技术和新思想通过翻译开始传到中国，中国人接触外国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对创办同文馆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我认为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恭亲王手上都做过，如办合资企业和外语学校、送留学生出国、买军舰、购洋枪洋炮、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等等。
恭亲王作为一名亲王，不管是出于维护皇家统治的目的，还是抱有其他目的，最起码他能够冷静地看待西方、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富国强兵。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洋务运动，可以说，连后来引进马列主义也是因为有了这场洋务运动，如果没有留学生出去，没有外语学院，哪里有人带回马列主义，翻译出《共产党宣言》？
洋务运动在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手中一步步开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派驻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尽管如此，恭亲王还是受到很多挫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3）
他支持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海军，但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又遇到皇权等不可逾越的鸿沟，清王朝的统治集团是由满清贵族和蒙古王爷组成的，也包括获取了既得利益的汉族士大夫阶层，要突破这个层面很困难，加上慈禧处处制肘，特别是后期，恭亲王与慈禧的政治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慈禧一直在压制他。现在有些影视剧说慈禧怎么开明开放，在洋务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恭亲王不受到她的压制，洋务运动的收效会更大。
洋务运动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洋务运动充其量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进来的东西都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制度层面，更没有进入到文化层面。
从文化层面上讲，日本由于历史比较短，本身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学国外的东西比较彻底。最早他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大唐的文化，遣唐使就是最早的留学生。西方列强的大炮还没有把中国的国门轰开的时候，日本人主要是学习我们的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本，以自己的文化为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尤其是甲午海战，一旦发现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先进，日本人马上瞧不起中国了，改为全面向西方学习。日本明治政府前后派出几批人到欧美学习，对军事、工业、农业各方面进行考察，省吃俭用地考察了一年多，最艰窘时留学生们一天只吃几个冷饭团……他们学成归来，终使日本发生了彻底地变革。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闹过一些笑话，如美英等国的士兵登岸以后，日本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大，就留心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吃牛肉。当时牛在日本是耕地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宰杀。看到外国人吃牛肉，日本人便认为他们的枪炮之所以造得好，可能与吃牛肉有关系，所以上层立即开始刮起吃牛肉风，从此“吃牛肉”成为一个社会层次的代名词……
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十多年，但后来却落后了，最终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显然是不够的，张之洞等有识之士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没有触动到体制问题，更遑论文化层面，儒家思想始终与西方思想格格不入，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们所围绕的一切就是“我大清”。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洋务运动光靠一个恭亲王是推不动的，他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即使有些事做成了也是不伦不类。中国千年沉重的大门靠一个人用肩膀去挤开一条缝，透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即便有此可能，此人也必定同恭亲王一样是个悲剧性英雄人物。
但是作为当代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还沉寂多年的恭亲王以本来面目，因为晚清的这段历史与中国时下的这段历史紧密相联，这就好比读一套上、中、下三册的书，如果没有了上册，单从中册开始读，是看不透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开国前同属封建国家，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济水平也差不多，人力和资源中国远比日本优越，且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思想，但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是值得后人深省的。
马平：晚清的江西籍官员里，有一个人因为对恭亲王的攻击而在历史上暴得大名。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今德安）人，与李鸿宾是同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按清制，状元出身方可在翰林院做修撰，榜眼、探花才能做编修）。
这一大概可视做皇帝顾问的职务，比起一般官员来，本应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他当了多年未见提升，遂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私设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容（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此仇的念头。
蔡寿祺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手下当幕僚。
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册官，专门记录皇帝每天的起居、行程活动，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大太监安德海攀上了交情。
同治三年6月16日（1863年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南京），实现了被当时史学家称之为“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的所谓“同治中兴”。由此，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被赞为“定乱绥邦”的“贤王”，被赏加三级，而湘军头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也分别加官进爵。
这时的慈禧太后却坐不住了，她对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且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深感不安：到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1人外，其余9人都为汉人；至于15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9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5名，即直隶总督刘长祜、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福。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其大半。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
恭亲王还主管内务府，他力行节俭，对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安德海索取无厌有所劝诫。有一次，安德海曾反唇相诘，问道：“所费为何？”恭亲王怒答：“如瓷器杯盘，照例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次日，安德海故意为慈禧进膳尽用民间粗劣瓷器，慈禧惊问其故，安德海以恭亲王责备之言作答，慈禧听完大为恼怒，“乃约束我日食耶！”
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恭亲王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对其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从安德海口中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2月24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虚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令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
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本应得到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予以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3月4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如获至宝，次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宋风标等8人，要他们“逮问”奕。
周祖培等人不敢回答，慈禧一再逼迫他们迅速查办，毫不退让。最后周祖培只好说：“容臣等退后详察”，并“请与倭仁共治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4）
倭仁是同治的帝师，是慈禧所信任的人，而且又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首领，慈禧听周如是说才稍加放心，允许他们退朝。
周祖培等人很快会同倭仁在内阁对蔡寿祺面询，令其将参劾恭亲王的内容一一据实答复，写在纸上。结果对恭亲王行贿者，蔡寿祺仅指出前任江苏巡抚薛焕和陕西巡抚刘容二人，“并称均系风闻”，其余更是不能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