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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是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后所得的结论。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再说廖家。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