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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沿元代之风，祟奉《集传》；如胡广的《诗集传大全》、朱善的《毛诗解颐》等书，均以朱说为主。及朱谋。《诗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出，折衷毛、朱之说者渐多。清代考据学兴起，大家都竞相研究古文，揭起汉学的旗帜，以排斥宋学的空琉，是旧传统的复兴，不过较汉学来得更严密，更细致。这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代表。同时也有树起反毛旗帜的，如魏源《诗古微》、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崔述《读风偶识》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是维护毛诗地位的著作，其中对诗篇的主题说明、诗义解释、文字训诂等都遵照《诗序》《毛传》《郑笺》和《尔雅》，而对朱熹的《诗集传》则辩驳得很多。它的优点是引证广博，解释详明而有根据，但是陈氏一味坚持毛诗，不允许有半点出入，那就往往出现一些偏颇的地方。胡承珙《毛诗后笺》也是一部较重要的参考书，其内容主要是阐明、发挥毛诗的意义，有不少见识精当、可供采纳的地方。
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集古人对《诗经》训沽考据的大成，而且书末附有《释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和《郑氏笺考微》，所以近代研究《诗经》者都极推祟它，书中虽也有粗略失误之处，不过终究是瑜多而瑕少。但是陈氏完全按照《诗序》和《毛传》宣扬的封建教化观点加以鼓吹，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剔除的。《毛诗传笺通释》的作者马瑞辰，精通六书和古语的训诂，他的解释，参考《诗序》、《毛传》和《郑笺》，但不完全盲从。其中虽然有一些地方过于追求立异，不过多数见解新颖而不穿凿附会，是研究《诗经》的必读的参考书。从反对《毛诗》的来说，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姚际恒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他的评论着重于对诗篇主题的探讨而不是文字的训诂。他对《诗序》和《诗集传》都进行了一些批判，但他毕竟受阶级意识的限制，如对《葛覃》一诗，他不同意《诗序》“后妃之本”的说法，也不同意朱熹“此诗后妃所自作”的解释，但自己却说“此亦诗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见后妃富贵不忘勤俭也”，还是脱不了旧说的巢臼。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一部仿效《诗经通论》的书，方氏的议论多采用姚际恒的说法，但也有新的意见。魏源的《诗古微》也是反对《毛诗》的。他虽然祟奉的是三家诗说，但实际上颇多个人的创见，如说《商颂》是周代的祭祀诗等，有不少地方是很精辟的。反《毛诗》的重要著作还有崔述的《读风偶识》。崔氏不但反《毛诗》，就是对三家诗的说法也有许多辩驳。他在这本书和其他著述中，发展了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如主张《二南》独立说，反对采诗删诗说；在分析《国风》诗篇主题时，也有独到的见解。此外，还有许多对《诗经》的内容或形式作某一方面的深人研究的著作，如三国时吴国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指出毛诗中提到的动植物今昔不同的名称，是这方面最古的专著。宋王应麟有《诗地理考》，清洪亮吉有《诗天文考》，是专门考证《诗经》时代天文地理的。《诗经》时代的读音与后来大不相同，于是就有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释》、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诗本音》、江有浩《诗经韵读》等
一大批研究音韵的著作。清王引之《经传释词》是专门解经文中的虚词的。王筠的《毛诗重言》又是专门研究《诗经》中词的复叠现象的。……每一木书都研究了一个单项，合起来便是一个整体，为后来的研究开阔了道路。四 “五四”以后三十年的《诗经》研究五四运动以后，关于《诗经》的研究，有下列几种情况：一种是受西方个别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以胡适为其代表。他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说：“贡献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第二，解题。大胆的推翻二千年来积下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意见。”在表面上看来，胡氏提出两个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结合他对诗篇的分析看来，实质上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的治学方法。如他在谈《小星》一诗时，大胆地假设它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又以“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镛盖上店陪客
人的情形”为证。由此可见他对诗的主题，是以主观臆测来代替历史现实的。胡氏所倡导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顾颉刚先生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中，刊载了“五四”以后关于《诗经》研究的几十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又如顾先生将《野有死麕》末章的“无感我帨”今译为“不要动摇我身上挂的东西”。胡适见了，就写了《论“野有死麕“书》说：“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古词书不载此义……”顾收到此信，又作《跋适之先生书》说：“我诚意的招认，我是误解了。帨为‘门帘”，现在虽没有坚强的证据，但未始不可做一个‘假设”，徐待证据的发现。”在这种不科学的治学方法指导下，一般学者都趋向繁项考证的途径，如对《野有死麕》卒章的讨论，《静女》“荑”与“彤管”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有钱玄同、岂明（周作人）、刘复、刘大白、俞平伯、顾颉刚、郭全和、魏建功等，最可笑的，是董作宾竟为《静女》篇的“荑”作了一篇《茅氏家谱》，把茅分为白茅、青茅、营茅等八种，又画作表格，列其“别名”“形性”“功用”“所见书”等项。功用一项，又列为“入药的茅根”等十种用途。这不是使《诗经》研究进入魔道从而达到“少谈主义，多作
研究”的目的了吗？与此同时“还有一班学者，揭起国故派的大旗，他们祟奉《诗经》的旧传统，坚信《诗序》、《毛传》的解释，谢无量的《诗经研究》是其代表作。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虽对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记载，作了一些归纳工作，但他极力推崇《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之说，也是受了旧传统的影响。顾颉刚先生的《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发挥郑樵诗乐之说，征引详密，可作参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李大钊老师在北大和女高师任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一般学者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对《诗经》旧说表示怀疑，批判《毛序》及后来注家对《诗经》的歪曲，使诗篇的真面目得到揭示。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的《书与诗》一章中，首先批判诗教说。郑振铎作《读毛诗序》一文，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之《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中，他说：“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
经》上面的注疏、集传的瓦砾，《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他虽指出了《毛序》的附会穿凿及互相矛盾之处，但并未指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诗经》，来宣扬封建教化的政治企图而且一棍子打死《毛序》，未免片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虽系根据《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但它确是中国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诗经》的开端。这一阶段关于《诗经》研究的贡献，除上述外，有的将《诗经》一部分训诂，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校正的工作如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等。有的对《诗经》研究方法作了初步的指导，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的《诗经》部分。有的从甲骨文的角度来谈《诗经》，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有关《诗经》的论文。有的打破《诗经》风、雅、颂的分类法，按诗歌的内容性质分类研究，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周诗发展的趋势”章，他将《诗经》分为宗教诗、社会诗、抒情诗三类。有开始以今语译诗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卷耳
集》。有将《诗经》重新分类选注的，如缪天绶的《诗经》，将《诗经》分为抒情诗、描写诗、讽刺诗、陈说诗四类选注，前面有一篇小序，对《诗经》作了简要的介绍。有的作《诗经》专题研究的，如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的研究》、陈钟凡的《诗经制作时代考》等。惟其中有的观点成问题，学者应加以识别。五、 建国以来的《诗经》研究解放后研究《诗经》的文章与书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研究的论文，如《诗经研究论文集》、《文学遗产》及杂志中关于《诗经》研究的部分。二是文学史中谈到《诗经》的部分如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史》、谭丕谟《中国文学史纲》、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三是有关《诗经》的专著，如张西堂的《诗经六论》，金开诚的《诗经》。四是注释《诗经》的书，如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选注》、《诗经今注》、陈子展《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等。五是《诗经》今译，
如余冠英《诗经选译》、李长之的《诗经试译》，金启华的《国风今译》，还有其他散见在杂志上的《诗经》译文。《诗经》的选注和翻译工作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或用今语释古语，使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能读懂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这样就能把这部优秀的古典诗歌，普及到广大的学生、干部中去。但缺点是所选诗歌还不能反映《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各个方面。在文学史中初步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诗经》中的民歌部分特别加以重视，把它们从历代统治阶级文人学者的重重歪曲中解放出来，阐述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恢复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光辉地位，说明它是我国现实主义的源头，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诗经》中的文人诗歌，则既指出其对人民有利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指出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应予批判的一面。不过，一般说来，对于《诗经》的艺术特点的介绍还不太够。《国风》《小雅》中的民歌，一般都是抒情诗，这些诗歌中表现了一定的个性与一定的典型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