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他们，因为叫他们束手就擒，他们是不肯的。”但是，俄国的士兵没有调度好，他们的装甲部队使用错了，在炮兵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入侵更为重大的障碍是俄国地形的性质，“红驴”对此根本没有提及。希特勒对他所遇到的劳师远袭，当初并不放在心上。和
1812年的拿破仑不同，他有内燃机和飞机。的确，他就是在拿破仑入侵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冒险发动了“巴巴罗沙”。过了几个月后，希特勒认识到马比起机械化运输工具来，确实有某些优点。雨季一到，俄国的公路变成了无底的泥淖，铁路少而稀，下雨时，只有履带式车辆能活动，因此，坦克用的汽油不得不用农场的火车和拖拉机轮班从铁路终点站运送很远的距离。
我们不拟详尽分析俄国战役，除了那些能体现希特勒性格利使他的下属产生信心的能力的事情。这是一场赌注：在“黄色方案”期间，他储备了四十八个师，可是在他攻打俄国的时候只储备十到十五个师。然而，除了对他最亲密的人之外，对所有的人都隐瞒了赌注的筹码。6月27日，里宾特洛甫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希特勒笑着大声说，他觉得他象传说中的一个骑手，那个骑手不知不觉地骑过了结着薄冰的康士坦丁湖，当知道自己干了这事之后竟被吓死了：“假如我稍微知道一点儿红军的这种庞大集结，我是决不会作出进攻决定的。”
也许是下意识的预感使得他两天之后——即使在德国广播高声宣布关于“巴巴罗沙”胜利的首次七篇特别公报之时，再次想到自己的死，想到签署一个指定赫尔曼·戈林为其接班人的法律性文件。
今天，腊斯登堡是波兰的一部分，暗堡已成废墟，这就是“狼穴”的遗迹，当年为保护希特勒免遭敌机轰炸和伞兵袭击，建造丁它们，而轰炸和袭击却从未发生。一块块巨大的水泥板在树林中横七竖八。
“第一安全区”在1941年是由一群木造营房和分成小分隔间的一层水泥地堡组成。“又冷又湿的暗堡，”一位文职人员写道：“在这里我们夜间冻得要死，电气通风设备不停的咔咔响声以及那可怕的气流使得我们不能入睡，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伴有头疼。”整个院落隐蔽在悬于树顶的伪装网下，从空中看不见。几百码以外，在腊斯登堡通往安格堡（大本营的参谋总部）的那条路对面，约德尔的作战局占据了同样大小的营地——“第二安全区”。当希特勒预言“这整个大本营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因为这里是我们建立了‘新世界秩序’的地方”时，约德尔冷冰冰地回答说，最好把它当作腊斯登堡的军事监狱。事实上，它建在马祖里的最潮湿最松软地方。“难怪某政府部门发现这块土地是这一带最便宜的，”希特勒叹口气说。约德尔作战局的负责记门记的人在一封日期为6月27日的私人信件中抱怨道：“我们正受最可怕的蚊子的折磨。选中这么个地方真是太愚蠢了，这铺满落叶的森林里有池塘、沙地和死水湖，这对讨厌的生物来说是最为理想的。”
希特勒有两个私人女秘书，其中的一个经过仔细观察，在6月28日写下了她对“狼穴”的印象。这个小人物对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的看法如果能清楚地说明问题，那么是值得全部援引的。
“这一次，男的住在这儿，我们女的也……住在这儿、地堡分散在树林里，按我们所做的工作分成小组。各个部门互不来往。我们睡觉的暗堡象铁路列车车厢分隔间那么大，镶嵌着漂亮的淡色木板，看上去很舒服，这里有一个隐蔽的洗脸池和一面镜子，一台西门子收音机，我们可以清楚地收到许多个电台的播音，我们还有电暖气（分明没有通电），在美丽动人的壁灯照射下，室内光线很好，还有一条装满干草的窄条硬床垫。这个地方很小，但又不小得使人感到不舒服，我在暗堡的墙壁上贴了几张画，就使人感到惬意了。有一些公用淋浴间，还没有供热水，可是我们迟早要用的，现在我们喜欢睡觉，象往常一样，一直睡到起床前的最后一分钟。由于空调设备的噪音干扰我们。而且气流就在我们头顶上吹过……到了晚上我们就把它们关掉，结果是……第二天一整天我们走起路来四肢象灌了铅一样沉重。
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很好的，只是蚊子的折磨太可怕。我的双腿被叮了好多处，满是肿了的伤口。令人遗憾的是发给我们的防蚊香用不了多长时间。男人们的长筒皮靴和厚制服把他们保护得好一些，他们的容易被叮着的地方就是脖子。一些男人整天带着蚊帐到处走。一天下午我们也试了试，觉得太累赘。在室内有这些小怪物还不算太糟。无论何处出现一只蚊子，都要抓住。这导致了在最初几天里发生的范围之争，因为元首说，这只由空军负责。与此同时，金属网做的蝇拍发下来了，闲散人员都被派去打蚊子。人们说这小小的蚊子在6月末就被更讨厌得多的东西代替，这些东西咬人更厉害。上帝保佑我们！
这里气温宜人，令人惊奇。室内简直太凉快了……森林挡住炎热。你不到外面热气逼人的大街上走一走，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上午10点刚过，我们俩去暗堡的餐室—一第一餐室，这是一个粉刷成白色的长形房间，半隐蔽在地下，所以装有铁网的小窗户距室内地面很高。墙壁上有木刻画，一面墙上刻的是篮子，还有一面刻亨利一世之类。一张能坐二十人的桌子占据了整个房间；元首和他的将军们、参谋总部的官员，副官及医生们在这里一起吃午饭和晚皈。在上午和下午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女性也在那儿，元首坐在那里，面对挂在墙上的俄国地图，他最近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和俄国签订了所谓的友好条约。现在他阐明了自己的忧虑，再三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的重大危险，说如果他再等一年行动，可能为时已晚……
我们每天早晨都在第一餐室等候，直到元首听完战争形势的简况介绍，从地图室里走出来到这儿吃早饭。我补充一下，他的早饭只是一杯牛奶和苹果泥，他有点节制自己，毫不铺张。至于我们女的，得到的那份不够吃，把我们的那份（有一点点儿黄油的那份）吃完后，便乘没人看见更换了座位上的餐具，以便每人再弄到二，三份。同时，我们让元首先给我们讲战争最新的形势。
然后，我们下午l点去参加在地图室召开的总形势报告会，在那里不是施蒙特上校就是恩格尔少校（希特勒的陆军副官）作简况介绍。这些简况介绍会议特别有意思。宣布击毁的敌人飞机和坦克的统计数声一—俄国人的飞机、坦克数目好象很大，因为我们已经消灭了三千五百多架飞机，一千多辆坦克，包括一些四十吨的重型坦克，以及在地图上示出我们部队的前进情况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国人是怎样坚忍地战斗，如果俄国人指挥得合理些，那么战斗会变成势均力敌者的较量，感谢上帝，他们没有这种领导能力。
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说这是一场打野兽的战争。如果为俘虏这么少而感到惊异，那是因为俄国人受他们政委的煽动，听信了他们讲的关于我们“无人道”的残暴传说，关于他们被德国俘获后将发生的种种情形。他们让这些人战斗到底，必要时就自杀。俄国人是这样做的，比如，在科夫诺就发生丁这样的事：我们的部队派一个俄国俘虏到俄国的钢筋水泥掩体通知那里的俄国人投降，可是他好象就因为同意充当中间人而被那里面的政委枪毙了。其后，整个掩体被在里面的人炸毁了。换句话说，就是宁死不屈。每个连队都设有一个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政委，指挥官得听他的。离开了他们的领导，部队只是乌合之众，这些士兵是绝对的头脑简单，但是他们顽强地战斗下去——当然这本身就是个危险，而且将导致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法国人，比利时人却是明智的，当他们看出没什么意义了，就放弃战斗。可是俄国人象狂人一样继续打下去，如果谁投降了，谁的家庭就会遭殃，使他们恐惧得发抖——莫斯科就这样任意威胁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头脑，这么多的飞机又有什么用？比如，在俄国的空军中队里，竟然有这样的事，中队的指挥官在前面飞，其他人跟着他，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他们就只是在他后面飞。一旦他被打下来，这些人都找不到回家的路线，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连指南针都不会看，……
好了，再回来谈日常工作：形势分析会议之后是吃午饭时间，我们在第二餐室吃午饭。由于午饭常常是一锅大杂烩，我们常常不吃下。可是，要是有豌豆和黄豆时，我们就吃。如果没什么重要事做，午饭后我们睡上几个小时，因此，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通常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过得轻松愉快。大约在下午5点，我们被召集到元首那里，他力劝我们吃些糕点。糕点吃得最多的人得到他的表扬！这次喝咖啡的时间经常持续到下午7点，有时会持续到很晚。接着我们步行回到第二餐室吃晚饭。最后我们在附近闲散一会儿，直到元首把我们召集到他的书房，在那里，在他的最亲密的人中间又用咖啡和糕点开了个小小的联欢会……我经常觉得在这里没有用，是多余的。如果我想一下，实际上我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无所事事。我们睡、吃、喝，让人们跟我们谈话，我们要是太懒， 自己不愿讲话……
今天早上元首说，如果德国士兵应该授以桂冠，正是因为这次战役。一切都比他希望的好得多。曾有过很多次好运气，比如，俄国人在边境与我们交火时，并没有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的内地，由此给我们造成重大运输和供应困难。还有，他们没有设法破坏德温斯克的两座桥。如果我们一交火就得重新修建那两座桥，就会浪费许多时间。我相信，一旦我们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奔驰向前。如果共产主义者分散地留在我们队伍中，那么当他们看到另一边的“幸福”生活时，他们肯定会转变过来的……”
到6月30日完成了对明斯克的包围。中央集团军在这里消灭二十个苏联师，俘虏二十九万人，缴获二万五千辆坦克和一千四百门大炮。一个被俘的俄国军级指挥官证实，德维纳和第聂伯河以东没有重要的红军部队。参谋总部的乐观主义在哈尔德在7月
3日的日记中的大肆吹嘘可以反映出来：“我坚持认为俄国战役在两周之内已经打赢，大概这不是夸张。当然这不是说战役已经结束了。”约德尔的负责记军事日记的赫尔穆特．格雷纳在6月29日的一封信中透露，最高统帅部也认为战役比预料的顺利得多。“我们占领了德温斯克和明斯克，这样我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三分之一的路程，以这个速度，再有十四天我们就进入这两个城市了，不过，可能比我们设想的更快。”
希特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凝视着餐室墙上的地图，用他的秘书们能听到的声音宣称，“几周之后，我们将进入莫斯科。然后我要把它夷为平地，在那里修一个水库。莫斯科这个名字必须抹掉。”几天以后，里宾特洛甫也用同样的语言向他的高级外交官讲了话。“六周或者八周之后，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