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一千里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他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和弟弟倾诉离别后的心情。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后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准备一架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名。
我们在这位宋“工头”的帮助下，坐上马爬犁，离开了八道沟，走向临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佯特异的离别，只体验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15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刚13岁的孩子走了一千里路，天黑时来到了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断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发臭的疮口，可她从来没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元钱的钞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这个情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您说的太见外了。没能给这病孩子吃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柴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这样的人拿出一元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三角五分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元钱上又补贴了七角五分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顶嘴，只道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苦难与艰险的一生。
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12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洗碗，缝补洗衣，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下地干活，一点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教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教堂。南里及其附近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们去教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加信徒，教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教堂。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后来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教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教堂，随你便。实际上，教堂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学的，你不去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相信自己的国家，更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同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教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教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虽然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祷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生活的基督教精神与主张人类过自主生活的我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教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教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母亲：
“妈妈，您上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教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
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更理解了母亲。
在札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困得人们都喊过了“阿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鞋子跑掉了也都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感，才这么教我的。从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亲手打开衣柜，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我心里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难，母亲的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