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有不少会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原来是来吉林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谋求相互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而组织的团体。民族主义者们做它的后盾。孙贞道也是这个旅吉学友会的顾问之一。
当我们要把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强调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是民族主义者主持的纯粹的亲睦团体，凭这一点，就主张把它推倒。他们说，如果底子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在那里把其他性质的东西添得再多，也都会被民族主义所同化。这种主张的实质，是要打倒民族主义这个旧思想潮流。
当时，争取群众的竞争很激烈。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对立，竞争似地争夺群众，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个派系，也互相争取群众，闹得十分混乱。今天汉城派掌握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明天火曜派就组织一个汉阳青年会来与之作对；如果火曜派搞出了朝鲜工农总同盟，汉城派就弄出一个京城工农会来与之抗衡。这已成了一种邪风。宗派分子们为了牵制别的派系，甚至争先恐后地组织了恐怖团。
但是，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的。
如果我们按照宗派分子们的做法无视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在吉林建立又一个新的青年组织，就会在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上出现复杂的情况，就会分裂学生、青年的队伍。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决定加入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继续维持其合法性，同时逐步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我当上了这个会的名誉会长。虽然我是共产主义者，但在表面上同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没怎么引起中国军阀当局的注意。我在领导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期间，对它进行了改组，把它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留吉学友会表面上是朝鲜青年学生谋求亲密和睦的团体，实际上是作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宗旨的革命的学生组织进行活动的。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这是我们在青年学生运动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自从我们建立的组织开始活动以来，吉林市内的空气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青少年学生每日的生活有了根本的变化。加入了少年会和留吉学友会的青少年，每天早晨分区举行早会；一到星期天，就集合市内全体会员排队上北山举行活动，也搞唱歌行军，还到北山山脚下的运动场举行体育比赛。
我们做青少年学生的工作，根据他们的爱好和觉悟水平，灵活运用了多种形式和方法。
加入少年会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的子女，他们受父母的宗教信仰影响很深，以致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上帝。对他们，不管怎样说明没有上帝，信教是蠢事，也毫无效果。
有一天，我委托受我们影响的一位朝鲜人小学的女教师，请她带领信教的学生们到教堂去，参加礼拜。
那位女教师，照我说的话把学生都带到教堂去，让他们祷告上帝：“全知全能之父上帝哟，我们饿了，请给我们米糕，给我们面包吃吧。”祷告下一整天，他们自然没有得到米糕或面包，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下一回，我就让那位女教师带领学生到收割过的麦地去拾麦穗。女教师真的带学生到麦地去了，而且捡了相当多的麦穗。然后把这些麦穗带回去磨成面，做了面包，分给了学生。学生们吃着面包，产生了与其祈求上帝，不如用劳动换取粮食的想法。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改造青少年的思想意识，消除陈腐习俗方面，却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劝阻青少年上教堂去，不断地教育他们不要做迷信的俘虏，其目的并不在于要打倒宗教。青少年如果沉湎于迷信，绝对相信耶稣的教义，就会变成对革命毫无用处的软弱无力的人。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落入这种地步。虽然没有当信徒就不能革命的道理，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有可能从宗教所包含的不抵抗主义因素中受到消极的影响。
到了吉林，我看见有些少年会员在街上走路还唱着赞美歌。宗教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如此之大。唱赞美歌，是不能向敌人的火力点冲锋的。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会唱决战之歌的战士，而不是唱赞美歌的宗教信徒。
因此，我们向青少年大力普及革命的歌曲。这样，那些曾经在走路时也唱赞美歌的青少年，不久以后，就开始唱着《少年爱国歌》、《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歌》，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进了。
自从组织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以后，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中，至今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办的国语讲习，我们让上中国小学的朝鲜少年和不懂我国文字的孩子们都参加了讲习。他们大部分是在满洲出生的，在满洲出生的孩子们，中国话比朝鲜话讲得好。
我们从那时就提出了“朝鲜人要熟悉朝鲜”这个口号。
桂永春、金园宇、朴素心轮班讲课。那时，我们没有专讲课的教师，组织里的骨干分子都是教师，也都是讲演者。
历时20天的讲习班结束后，参加过讲习班的少年，个个都能读儿童杂志了。
少年会和学友会按照青少年的爱好，组织了龙潭山远足和江南公园野游，组织参观和踏勘文化遗迹，还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如：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演讲大会、读书心得发表会及教唱歌曲、文艺演出等。
当时，我们常把江南公园和北山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江南公园是松花江上的一个岛子，像绫罗岛一样美丽。吉林的资本家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树木，把它点缀得像植物园一般秀丽，叫人们买票入场，以此赚钱。那里的空地里还栽了花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很多次以野游为掩护的秘密会议。
北山是比江南公园更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在草木茂盛的夏季主要利用江南公园。北山则不受季节的限制，不分四季都可以利用。北山是吉林游人最多的游园地。因此，北山及其周围是吉林市里服务行业最密集的地方。伸向北山的道路两旁，各类饮食店、糖果棚、玩具铺、烟阁子、杂货铺、茶馆、娱乐场等，鳞次栉比，还有专卖洋货的较大的京广洋货商店。
北山游人多，不仅是因为那里风景美，而且还有药王庙等许多名胜古迹。
药王庙是供药王的庙宇。
在吉林，每年6月4日到6日是庙会期，由省政府主持举行庆祝药王诞辰的官方制定的活动。一般市民自不必说，连有官有职的人也都来赶庙会。
有庙会的三天，还宣布为假日。
在庙会期间，警察当局在北山脚下大路的东边，设临时派出所，架设电话，山上还部署了警察班，以维持工商界的秩序，还为药王庙、关帝庙、娘娘庙的香火不致引起山火，严加戒备。在这三天庙会期间，马车夫和人力车夫能挣到十倍于平日的钱。
做买卖的人，都把这三天庙会当作赚钱的好机会，而这个城市的志士和先觉们，则打着省立通俗讲习所的牌子，把庙会当作对群众进行启蒙的社会教育的讲坛。职业各不相同的启蒙活动家，到处挥着拳头高谈阔论，他们讲的主题更是名目繁多，爱国、道德、守法、美感、实业、体育、卫生，等等。
这五花八门的热闹场面，除了北山，哪里也看下到。
我们也夹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把先进思想灌输给群众，有时还进行秘密会议。药王庙的地下室，差不多成了我们专用的会议室，因为我们把那个庙的和尚争取过来了。“
我在吉林上学时，作过很多次讲演。有时，还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讨论会上去作演说。吴东振、李铎等正义府的领导人，每逢国耻日（8月29日）、3月1日和檀君诞生日（10月3日）等主要纪念日，就召集市内的侨胞和青少年学生，举行讲演会或讨论会。
留吉学友会成员当中，常常就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因为争论了多次也毫无结果，所以我们在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那年夏天，又把市内的朝鲜学生都召集在孙贞道的教堂，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那次讨论会，吉林的青少年大大提高了觉悟。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恐怖行动成不了事；请愿，更不行；期望大国会给予帮助的想法，也是妄想。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争取朝鲜独立，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当时在吉林进行的讨论会和读书心得发表会上，常常讨论与朝鲜革命实践有关的问题。
我们把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少年会日“，在这天开运动会，让吉林市内的朝鲜青少年及其家长、志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来参加，从而创造了团结的气氛，青少年团结起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教育群众的启蒙活动。
连那些十岁左右的少年会员，都在假期到江东、六大门、新安屯、大荒沟等近郊农村去，一面帮农民干活，一面做启蒙工作。
在派系斗争很激烈的吉林，我们把那些百人有百种想法的青少年，变成了有同一种想法的青少年，这的确是可贵的成就，难得的体验。
由于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朝鲜人留吉学友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的积极活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为核心的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也看出了这一点，开始注意我们的活动。总领事对在吉林一带出现的新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大一事，不胜惊讶，在呈报本国外务大臣的正式文件中敲了警钟，说这个队伍组织力很强，有成为一支可怕力量的危险，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帝国主义不害怕内部四分五裂的朝鲜共产党的宗派集团，也不怎么害怕缺乏实践能力、对群众的渗透力微弱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不搞派系斗争，不对任何人察颜观色，深入人民群众、以独立自主的方法开辟革命道路。
吉林出现了新的运动的消息不仅传到满洲各地，还传到国内和中国关内去了。这个消息主要是由到吉林读书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传出去的。
为了汇合到我们的运动中来，有很多青年从国内、日本、滨海省和满洲各地来到了吉林。来找我们的青年，情况千差万别，有与独立军有关系的，有到日本勤工俭学的，有与白党打过仗的，有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到处辗转的，也有列宁的崇拜者、孙文的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等等。他们的政见、组织关系、生活经历各不相同。金赫、车光秀、金俊、蔡洙恒、安鹏等，也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找我们的。
我们一方面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来，另一方面，把组织扩大到市内各个学校去。
在这过程中，我们想到应该有一个比”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大的阵容，能吸收更多的人的组织，出于这种必要，1927年8月27日，我们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第二天，又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精髓分子为基础，创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