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能够全力以赴地实现群众革命化，是因为我们摆脱了从前把群众只看作愚昧无知的启蒙对象的思想方法，而树立了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导师，是推动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一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了贯穿在我整个一生中的座右铭。
我是从深入人民群众开始革命活动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继续进行着革命工作；并且正以深入人民群众来作一生的总结。假如我忽略过接触人民群众哪怕是一刻钟，忘却过人民的存在，哪怕是一个瞬间，那么，我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的对人民的纯洁、真诚的热爱就不会保持到今天，我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服务员了。
每当想到人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得到无限发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我就要感谢吉林时节，感谢它让我开始搭上了驶向人民的列车。
我们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是从1927年的寒假开始的。
对富人家的学生来说，寒假是名副其实的享受。在这一冬里，他们在家躺着看爱情小说，或者坐火车到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大城市去游逛。到了春节，吃佳肴，放鞭炮，痛快地玩。本来，中国人就有从阴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个月的习俗。他们称二月二为龙抬头，把正月里杀的猪全吃完，才算过完了节。
可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游逛，也不能阔阔气气地过年。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利用假期，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带着演艺队员到长春去。从那里回来，又马上到抚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春也和我同行，约定在我家过一冬。那年寒假，我们过得很紧张。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们围注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谈了同盟工作碰到的困难。
听了同盟委员长的话，确实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费了很长时间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员的工作。教给同盟干部以演艺宣传队的活动方法、社会活动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同盟内部工作方法，还经常参加他们的政治讨论会和个性检讨整顿好少年同盟的工作后，我们以抚松一带的青年骨干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为了表现它是白头山周围青年的组织，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这个名称。实际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同种异体。
我们所以没把它的名称定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为白山青年同盟，是为了把组织伪装起来，转移敌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伪装成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团体，进行了合法活动。
我们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员调动起来，在清洼子和周围的农村办起了夜校。
在青年组织增多，队伍日见扩大的情况下，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够给广大青年和群众以精神食粮的报纸。办报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们的希望，很想一次印个一百来份报纸，可是从我们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抚松虽然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小印刷所，但从我们编报的内容来看，是不能委托那个印刷所来印的。我左思右想，决定用手写出报纸，便动员新日少年同盟积极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干来搞这项工作。写一百份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1928年1月15日，我们终于拿出了题名《新日》的报纸创刊号。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从哪里来的精力写了那么多的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常常留恋那个时候的朝气和青春。那时候，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给革命，而感到无上的幸福。
没有理想、胆略和热情，没有魄力、斗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
年轻时，应该提出很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不辞千辛万苦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具有崭新的思想、健壮体魄的青年，献出血汗培植和收获的所有果实，都将成为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上了年纪，常留恋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时期是最幸福的。
后来，我从父亲的好友那里，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机，用它印出了《新日》报。
在1927年的寒假活动中大放异彩的是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参加抚松演艺宣传队的有新日少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员以及妇女会会员。这个演艺宣传队在抚松及其附近的农村部落，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一面搞巡回演出，一面在所到之处组建组织，进行群众启蒙工作。
《血喷万国会》、《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女儿来信》这些话剧都是那年冬天，我们在抚松创作并演出的剧目。
演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在抚松市内搞了几天演出活动，这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把我抓去关进了监狱。原来，有几个老封建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不合他们的口味，向军阀当局密告了我。
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
张蔚华的父亲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亲叙谈很融洽，成了挚友。他虽然是个巨富，却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亲在抚松倡议恢复白山学校，但得不到当局的许可而焦急的时候，是他出面交涉才办妥的。
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住在抚松的朝鲜人拥到军阀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是我母亲发动组织动员群众的。有志的中国人也对军阀当局的做法提出非难，要求他们释放我。军阀当局无可亲何，不久就把我放了。
我一走出警察署，立刻就带领演艺宣传队到富水河村去了。在那里一连演出了三天。连邻村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样，演艺宣传队的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农村。
杜集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便来邀请演艺宣传队到他们村去。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在杜集洞的演出，盛况空前，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多停留几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延长停留时间。
第一场演出结束时，新日少年同盟委员长跑到后台来告诉我，村里的长老在找我。
一位神采奕奕的半老人，口衔旱烟袋，在我们刚演出过的那家院子的篱笆外面等着我。老人从浓浓的长眉底下仔细地端详着我。那位把我带到这个村里来的青年人靠到我身旁，小声告诉我”这是车千里老人“。
我一听到是车千里，就马上向他鞠了一躬。
”老大爷，请原谅我没能先去拜见。听说您到邻村串门去了，未能先去向您问候。“
”我是去串门来着，听说来了演艺队，就急忙赶回来了。听说你是金亨稷先生的公子，这话属实吗？“
”是的。“
”有你这样的儿子，金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这样好的演艺，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人待我十分有礼，倒使我慌了神。
”老大爷，请不要这样，对着一个晚辈，请别这样。“这天，老人把我邀到他家去了。我在和老人同行时，问他：
”老大爷，恕我冒昧。听说，您一天能走千里路，是真的吗？“”嚯，你也听到了这个风闻。我在年轻时，千里不敢说，五百里是走过的。“
我听了他的回答，心想，车千里老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人们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了”千里“这个外号，是有缘因的。
由于”千里“这个名，满洲地方的朝鲜人都把他看作是传奇式的人物。
我父亲在生前也曾提到他走路的本事是令人佩服的。父亲说，千里这个外号是从他在江界一带进行义兵活动时开始叫起来的。车千里来到满洲后，在参议府的所部，作为沈龙俊的部下进行活动。据说，参议府归流亡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所辖时，最坚决反对这一点的就是车千里。不甘心独立军团体被纳入临时政府范围的正义府的几个人极为赞扬他的立场。正义府的领导班子多为军人出身，他们把文官为主的临时政府看得无足轻重，这种倾向在正义府成为主流。那天，车千里老人给我讲了许多很有教益的话。他十分感慨地说，朝鲜民族本来是完全可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堂堂的独立国的人民发展下去的，只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
他说，要搞独立运动，光说不行，要手持武器去尽可能多消灭日本鬼子。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狡猾，必须提高警惕。接着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听说过京城火柴厂倒闭的故事吗？本来，那个厂出的‘猴牌’火柴是很出名的。火柴好使，加上那牌号又特别，很招人喜欢。商标上画的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根桃树枝。日本鬼子到朝鲜来，开了个红头火柴厂，可是因为有猴牌火柴，赚不了钱。他们挖空心思终于谋划出一个诡计。他们一下子买进几万盒猴牌火柴拿到一个无人岛去，把火柴头弄湿后再烘干，然后再拿到市场去卖了。结果，买了那些火柴的人因为火柴不起火，都去买日本鬼子的红头火柴了，京城火柴厂终于破产，商标也卖给了日本鬼子的会社。日本鬼子就是这种贼痞子。“
这事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在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却是价值万金的趣闻。
老人说，他在身强力壮时，敌人用五连发打五发子弹，他用火绳枪就能打三发，可是现在老了不能打仗了，只能蹲在家里发呆，闷得难受。
他说我们这天演的歌舞《丹心绳》非常好，并十分感慨地说，过去义兵活动没能搞出名堂来，就是因为没能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独立军使不上劲，被日本鬼子撵来撵去，也是因为各行其是没有齐心合力的缘故。
”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他很激动地说道。
车千里老人的话都是对的。若没有痛切地体验到团结就是胜利，分裂就是灭亡的道理，是说不出这样的后来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他已经老了，怕不能为朝鲜独立而战了，只盼新的年轻一代奋力斗争了。我听着他的嘱托，深感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使命，决心搞好革命斗争，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那天晚上，车千里老人说的话，使我感受很深。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老人的这句话，在日后的斗争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
带着演艺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不仅能够启发群众，还能够从群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老师是人民，今天是这样，过去也一直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我每当同我们的干部见面的时候，都恳切地叫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总是强调说，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补药，不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毒药。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才能碰到像车千里那样的老人。
人民群众中，既有哲学，又有文学，也有政治经济学。
后来听说，车千里老人在参议府当警卫队长的时候，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