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辈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郭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有所预料的。孙牧师不能把我留在他家疗养而把我送走，为此感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二严峻的春天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高喊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他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是否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呢？“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探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全民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作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作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作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力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局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变化。
加入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达到了顶点。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之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如何对待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
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愿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派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他老跟着白派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活，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助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借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里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就从大学里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母亲是不会反对的。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候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还是可以写的吧？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包裹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