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米查子粥，就用头狠劲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时被摔到了地下，他额头上也撞出了一个口子，流出了血。那时候他还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米查子粥的穷日子，就拿粥碗发起火来了。
祖母骂他说：”看你吃饭还这么挑剔，长大了准没出息！“祖母厉声骂了叔叔，转过身去却抹了眼泪。
亨权叔长大懂事后，对他额头上的伤疤挺费神，到中国住在我家时，他把前额上的头发留长一些盖住了脑门上的伤疤。
他是我们住在临江时到中国来的。我父亲叫他到我家来住，是为了教他功课。因为我父亲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学也能学完中学课程，往后能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我父亲在世时，亨权叔在我父亲的影响和管束下，过得还算很正经。但是我父亲去世后，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风风火火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小时候用额头撞粥碗的脾气又复发，把我们都弄傻了。我父亲一去世，他就像脱疆的马，再也稳不住神了，临江、沈阳、大连，到处乱跑。
有一些了解我家情况的人们就说，我叔叔是自从回家乡去在父母作主下和一个不合自己意愿的姑娘订了婚之后，才这样心神不定到处瞎逛的。
当然，这也可以算个原因。不过，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绝望和难忍的悲愤。
当我在华成义塾退学后回家来时，叔叔仍然像一个酒醉的人，过着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时候，家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给人家浆洗衣物或缝制衣服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日子，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我家的情况实在看不下去，李宽麟带了些钱和粮食到我家来，帮我母亲的忙。我的叔叔理应代替去世的我父亲当一家之长。家里也并不是没有他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我家还有个父亲留下的小药房，药虽不多，只要用心经营，多少能贴补点家庭生活。
可是，叔叔从不过问那个药房。
说句老实话，我对当时叔叔的作为真有些不满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封留给叔叔的长信。因为正是正义感最强的中学时候，见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说几句话就受不了。当时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写信批评叔叔，很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看你叔叔现在像没了主心骨，浮云似地东逛逛西走走，到时候他会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可不是，难道你叔叔还能忘了本吗？等他逛腻了，自然会回到家里来的，不用你批评。哪有侄子训叔叔的。“母亲这样说服我。这的确是只有我母亲才会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还是把信给叔叔留下了。
一年后，我放假从吉林毓文中学回到抚松。到了家，我惊异地发现，亨权叔叔的生活完全稳定下来了。事实证明了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叔叔虽然对我写的信只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给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们离开抚松后，叔叔完全投身于扩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们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他就这样加入革命队伍里来了。从1928年开始，根据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领导了抚松、长白、临江、安图地区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万景台，由于邻居们看了报，大谈丰山发生了击毙日本鬼子警察部长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们才知道亨权叔被捕了。
我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哎，他大哥是那样，这回弟弟也来打死日本鬼子喽。不管以后怎么样，干的还是好啊。“过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国内工作小组在丰山进行活动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组渡过鸭绿江就朝端川方向走。14日，他们来到丰山把拔里附近的黄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恶霸警察部长”大马蜂“（本名松山）骑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对他们起了疑心。他是从1919年就到丰山地区来管束朝鲜人的恶霸警官。当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马蜂“。当地群众对这个”大马蜂“真是怨声载道。
当小组成员们路过警察驻在所时，”大马蜂“把他们叫进了驻在所。
亨权叔一跨进驻在所就把”大马蜂“处决了。然后，公开地在群众面前作了反日演说。那天，有几十名群众听了他的演说。
据说，在南朝鲜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没有屈服，因而名闻世界的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当时也在把拔里听过他的演说。
小组虽然受到敌人的追击，还是设法接近曾燃起农民暴动烈火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重视端川农民暴动。暴动席卷的地区必有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和他们有组织的大部队。
敌人为了在暴动地区搜出主谋分子急红了眼，而我们是要从暴动群众中找出像汪清的吴仲和、龙井的金俊、稳城的全长元那样的骨干分子。只要同这些骨干分子接上关系，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奠定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的基础。如果能成功地开辟端川地区，就可以经过那里挺进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经过咸兴、兴南、元山，进入平壤。
我们把去找端川农民暴动领导人的任务交给亨权叔率领的国内工作小组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把拔里发出了枪声的武装小组一行来到凤梧洞入口，在这里拦截一辆小汽车，解除了坐在车里的丰山警察署司法主任的武装，向坐在汽车里的乘客作了反日宣传。接着，他们到利原郡文仰里一带，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点，对那里的烧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尽管情况很困难，他们还是积极地进行了斗争。
后来，武装小组向北青方面挺进，途中把队伍分成两路，亨权叔和郑雄是一个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个组。两个组约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前进。
9月初，亨权叔和郑雄一道袭击了敌人搜索队盘据的北青郡大德山广济寺，然后往洪原、景浦方向前进，途中在节妇岩附近与敌人遭遇，打死了前津警察宫驻在所所长。
叔叔当天就到了定为集结地点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独立军有联系的人。他在抚松的安松总管所当总管的时候，常到我家来。他原来在朝鲜当面长时贪污公款的事被揭发，人们指着他的后脑勺骂他，于是他逃到东北，跟着正义府做了点事。
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几个月我母亲给做的饭。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进满洲来的兆头，就借年纪大，帮独立军做事力不从心的理由，离开了抚松。他走时说，他要搞一个小小的果园，清白地度过余生。但他到了洪原后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
亨权叔当然无从知道这一事实。崔辰庸借口敌人的警戒森严，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就跑到警察署去告了密，说从满洲过来的武装团就在他家里。
叔叔被抓到警察署，看见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发的。
我叔叔这时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变，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头禅似他说过，一天三顿热饭外加酒肴，成柱母亲这样盛情款待，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谁能料到这样的人竟会滚落到卑鄙的背信弃义的路上去呢！当我听说，是崔辰庸出卖亨权叔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说，相信人是好的，不过不能抱幻想。幻想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若为幻想所俘虏，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会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
那时，逃出敌人包围的只有郑雄一个人。郑雄是叔叔到国内去时吸收他做带路人的。他的家乡是利原，对东海岸一带的地形很熟。后来，他在春川由于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权叔被捕后，在洪原警察署的牢里呆了一些时候，后来转到咸兴监狱，在那里又受到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
他在咸兴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斗争的消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到了我们这里。
据说，那时亨权叔在法庭上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高声疾呼，对武装的强盗要用武装去斗争。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气凛然，其气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那是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对叔叔来说，如果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背弃使人成为正义而勇敢的人的信念，背弃使人成为世上最尊严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处死刑，叔叔被判处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战友们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
小组成员们为延长进行法庭斗争的时间，向汉城复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在咸兴审判时尝够了苦头，在汉城进行了秘密审判，一名旁听者也没让参加。敌人完全认可了咸兴地方法院的判决。
对崔孝一的绞刑，判决后不久便执行了。他留下了要战友们好好坚持斗争的遗嘱，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亨权叔被监禁在主要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长期徒刑的囚徒的汉城麻浦监狱。在监狱里，他仍没有停止斗争。当敌人逼迫被判重刑的”政治犯“改变政治立场的时候，亨权叔就向许多囚徒发表喷焰吐火般的演说，激励大家的斗争精神，他还为改善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头不顾一切地进行了斗争。
所有这些事实已经有广泛的介绍了。
敌人当时加紧进行战备，强迫囚犯做制造子弹箱的作业。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饭，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为此而激怒的亨权叔，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领导监狱工厂的囚犯举行罢工，反对刽子手们强迫他们做这种苦活。很多囚犯参加了这次罢工。
敌人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响力，把他关在黑窑洞似的单间牢里，而且给他的手脚戴上了镣铐，他只要动一动，那镣铐就卡进肉里去。每天只给他吃一块小孩儿拳头那么大的掺豆子的饭团儿。
因为我叔叔在那样残酷的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坚持不断地进行斗争，监狱当局发出悲鸣说，金亨权在赤化麻浦监狱。有一天，朴且石在监狱工厂做工的时候，听到我们在满洲各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叔叔。
我叔叔听到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朴且石的手，哽咽着说：
”我是挺不了几天了。活着的同志们要斗争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满活着出去，一定要到万景台去看看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后能见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还告诉他我在狱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的嘱托。“
这是我叔叔极度衰弱，卧病不起的时候说的。
监狱当局见亨权叔快要死了，才允许万景台的我们家来探监。
亨禄叔叔当时借了40元钱，同亲戚金凤周一道去汉城，和亨叔叔见了最后一面。
当我凯旋回祖国后到旧居时，亨禄叔叔告诉我说：
”我们到了监狱，看守把我们领到病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