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
战争时期，韩英爱在汉城附近负责一个妇女同盟组织，积极进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杀害后，她带着孩子为了找我来到平壤。但是，她还没有见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敌机的轰炸，不幸和两个孩子一起牺牲了。
我认为韩英爱的一生是清白无暇的。她以吉林时期的那种精神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时期的歌。
干革命的人应当像韩英爱那样，即使身处远海孤岛，也不失去信念，不抛弃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韩英爱也是我难忘的恩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来找我，冒着危险帮助了我，是个值得感谢的妇女。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向各地探询韩英爱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国境内。
解放前，我忙于抗日战争，没能重新见到她。可是，她为了弄到我化装所需的中国衣服，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满面地到处奔走；在火车上，每当受军阀检查时，她随机应变，保护我脱险；她吃一张煎饼时，也总是掰成两半儿，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这种种往事，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韩英爱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恋情之类的感情，是纯洁的无私的同志的爱。
我想到她为找我来到平壤，还没有见到我，就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下，心里禁不住万分悲痛。
幸亏她年轻时的照片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传到了我的手里。每当我想起已故恩人时，我就从照片中找给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韩英爱的美好灵魂，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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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事件“：日本军警于1937年秋和1938年为了搜索和镇压朝鲜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而在鸭绿江沿岸一带进行的两次大逮捕事件。
八渡过豆满江
我父亲曾多次说过，间岛人的斗争性很强。经历了五·三○暴动和八。
一暴动后，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具有出色的革命性。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很早就成了义兵和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首先传播到这个地区。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领导人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一直在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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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狱中就决定，一旦开展武装斗争，就以白头山为中心，把朝鲜的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也很早就非常重视这个地区。我们是想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把这个地区变成他们侵略满蒙的战略要地。从20世纪初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满制造各种事件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这一野心搭起桥梁。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派军队侵入延吉县龙井，并设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又诱骗中国反动政府缔结了间岛条约，进而夺取了吉会铁路铺设权。后来，龙井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总领事馆，其下设五个领事分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间岛的朝鲜人过上好日子。除这类领事机构外，他们在各地设置警察署，还制造出朝鲜人居留民会等许多走狗团体，严密地监视居住间岛的朝鲜人的一举一动。东洋拓殖会社办事处和日本金融界也向这个地区伸出了魔爪。东满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东满地区就这样正在变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场。
这就更使我片刻也不能放松把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东满建成武装斗争的据点的想法。八·一暴动后，我从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已迫近，便更加坚定了把革命性强的东满人民组织起来，尽快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决定到东满地区去。
我一说要到东满去，我的同志们都恳切地挽留我。他们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机构和情报网密如蛛网的地方去是个冒险，等于负薪投火。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大胆地奔赴东满。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的活动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学生为中心进行的。
根据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的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引导他们尽快作好投入反日战争的准备。
共产国际也支持我到东满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为这一带受八·一暴动的害最严重。敦化是这一暴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有日本军的一个守备队本部和吉林总领事馆所属的领事分馆，还有旧东北军677团团部。在敌人的镇压力量如此稠密的地方发动像八·一暴动这样冒险的暴动，是同这一带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分子进行活动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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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山：指长白山。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
敦化同磐石一样，是ML派的根据地，也是朝鲜共产党重建运动的一个中心。
朴允世、马建等八。一暴动的主谋也都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设在这个地方。
敦化有党、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们组建的各种革命组织，陈翰章、高在凤、高一凤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里。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陈翰章家，穿上中国山东的衣裳，开展清除暴动后果的活动。我在吉林到处建立共青小组时，正在念中学的陈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总司令部做过秘书长，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方面军军长，还任过南满党委书记等。可是在敦化时他还是个淳朴、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员。
陈翰章同张蔚华一样，也是大富翁的儿子。但他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共青同盟生活过得非常认真。陈翰章的父亲是个大富农，有几百匹马，还有好几支枪。家宅周围筑了土墙，好威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来是打倒对象，周围都是自己的地，所以从来不踩人家的地。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是个大富翁，这是事实。
陈翰章说我是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前辈，盛情款待我。因为生活富裕，我白吃饭，他家也不在乎。
我让陈翰章和高在凤去找溃散了的组织。白天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到处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鲜衣服，说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基本上清除了暴动后果，然后我按共产国际的委托，在敦化组织了吉东地区共青委员会。
此后，高在凤等几个共青盟员接受了我交给他们的到豆满江沿岸的城市和农村去，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奔向了各自的活动地区。
我交给陈翰章进敦化中学去搞共青活动的任务后，也离开了敦化。
我到东满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和龙。
和龙有个名叫曹亚范的中国同志，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我们的共青组织进行活动。那里还有蔡洙恒等朝鲜同志。我估计，靠这些同志，就能清除暴动的后果，扩大组织。我首先到大拉子去见了曹亚范。
曹亚范说，八·一暴动的后果非常严重，暴动后朝鲜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见不到。他还说，被捕入狱的几个同志很快会获释，要我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来了。他在龙井的东兴中学念过书。我在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从那时起，就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以足球选手享有声誉。当时，有好几个和龙的青年到吉林市来念书。金俊在龙井和稳城一带宣传我们的思想，而蔡洙恒则来往于和龙与钟城地区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他同后来任县党委书记时被打成”民生团“嫌疑而被杀害的金日焕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以制造延吉炸弹的能手而出名的朴永纯同志，也在延吉县八道沟矿山参加反帝青年同盟，进行活动。
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到具有能够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来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自己却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为”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才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沫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岘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岸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郡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份进行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