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这两场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突然开始的，而是因为从挑起这两次事变的人的面貌中，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狡猾性、无耻性、侵略性和支配主义本性。
有人说，历史是不重复事件的累积。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的类似性和共同的倾向性。
日本会制造像九·一八那样的事变来侵吞满洲，对我们来说，这已成为确定的既成事实了。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我们就预感到这一点；当由于万宝山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险恶的对立状态时，我们也预感到这一点；当他们制造了以”农学学士“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所属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时，我们又预感到这一点。
特别是从万宝山事件中，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万宝山是个小村庄，座落在长春西北约有30公里的地方。所谓万宝山事件就是指在这个村里朝鲜移民和中国居民之间围绕着水渠问题发生的纠纷而说的。朝鲜移民为了开水田，挖了引伊通河水的水渠，而这条水渠侵占了中国居民的旱田。而且，拦住了伊通河，在雨季河水有可能泛滥。因此，中国居民便反对这项工程建设。
这时，日本人却又唆使朝鲜农民强行推进工程，于是纠纷就扩大起来，波及到朝鲜国内，造成了人命和财产都受损害的严重后果，日本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农村里常有的地方性民事纠纷，进行了民族离间活动。
如果那时日本人没有搞离间活动，或者朝中农民中有位觉悟者，作稍微理智的思考，那么纠纷就会以简单的争吵结束，而不会扩大起来，也不会发展成互相破坏、互相厮打的局面。由于这起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互相产生反感。
那时，我彻夜不眠地想了又想。因日本帝国主义遭受着相似灾难的两国人民，为什么要互相挥动拳头，进行血腥争斗呢？正当应该在抗日这一大局势下两国民族紧密地携起手来进行共同斗争的时候，却为一条水渠，竟然闹得”骨肉相争“，这还像话吗？为什么，因为谁，造成了这种惨剧呢？这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呢？我想了又想。
我忽然感到这次事件是日本人预先安排好的鬼把戏，是即将发生的惊人事变的前奏。首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官员干预农民之间偶发的冲突，”维护“朝鲜人的利权，就很可疑。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炮制出”土地调查令“这种掠夺性法令来夺取朝鲜的农田，实行了杀人的农业政策，而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保护者“，”维护“朝鲜农民，实际上这是可以成为世人笑料的一幅政治讽刺画。在长春的《京城报》支局，急忙向本社通知了万宝山的纠纷，在国内又急忙印出号外来发行，这些我都觉得可疑。
是不是奸诈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离间朝中人民，迅速抓住地方的小小纠纷制造的可怕的阴谋得逞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需要搞这种阴谋呢？
我们在问岛腹地重整革命组织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分明在急忙准备着什么。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消失的那年夏天发生的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把中日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接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东京的日军军官聚在靖国神社，举行了中村大尉的慰灵祭，抽出自己的血来画了个膏药旗，把它挂在神社头上，煽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形形色色的有关满洲的团体，召开满蒙问题各派联合大会，大肆叫嚷什么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那时我已判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断定的根据，不止一两个。
鲸吞朝鲜后，侵吞满蒙；侵吞满蒙后，侵吞全中国；侵吞了全中国后，则称霸亚洲，正如《田中奏折》中规定的，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满脑子要做东亚盟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轮，正在沿着这个国策毫不费力地滚动着。
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大尉”失踪“事件为借口，把关东军兵力集结在沈阳，采取了进攻态势。
那时陈翰章非常不安和焦急他说，日本军队马上就要侵吞满洲了，可我们都等于赤手空拳，怎么办才好呢？他对国民党的张学良军阀寄予一定的希望。他认为，他们至今是优柔寡断的，可是一旦国权被侵犯，他们就会为在中华民族面前保持体面，并在几万万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起来抵抗。
我对陈翰章说，指望国民党军阀的抵抗，是个妄想。
想一想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的情况吧。那是关东军的阴谋，这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但那时东北军军阀既没有查明真相，又没有对关东军追究责任。竟然还接待日本吊客到死者灵前吊丧。难道能把这些事情只看作是某种慎重性、脆弱性或优柔寡断吗？国民党为了扑灭共产党、”讨伐“工农红军，向江西中央苏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宁可把国土的一部分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定要扑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的打算。攘外之前，先肃清共产主义势力，安定国内政局，这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后完全倒向国民党，盲目追随这一可恨的路线。因此，他不会有什么抵抗，对他寄予期望是荒唐的。
陈翰章留心地听了我的话，但是没有表示同感。他说，张学良军阀虽然追随国民党的路线，但是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盘－－东北土地完全沦陷的地步，仍会不抵抗侵略者吗？陈翰章仍然没有抛弃对军阀的期望。
正在这样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数十万军队竟毫不抵抗，退出了沈阳。陈翰章也不能不握紧拳头，面如土色跑到我这里来了。
”成柱同志，我是个愚蠢的梦想家，幼稚！“
陈翰章说着，气得全身发抖。他抑制不住激愤，不断地唾骂自已。
”我曾相信张学良这种人会保卫东北，看我多么愚蠢啊！张学良是个违背中华民族的信义，放弃了抗日的懦夫，不抵抗将军！我曾到沈阳去看过，满城军阀军队，大街小巷全是扛着新式步枪的军队。可是，那么多的军队一枪不放就退却了。哪里还有这样气人的事啊。这该作何理解呢？“事事沉着、温和的陈翰章，这天早晨却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提高嗓音，连连喊叫。
张学良后来主张抗日，对国共合作也作出了贡献，可是在满洲事变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
我把陈翰章带到屋里去，低声安慰他说：
”陈同志，镇静一下吧。日本军会进犯满洲，这不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事吗？事到如今还喊什么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作好准备应付它。“
”那当然啦，不过，太气人、太冤枉啦。我对张学良这种人寄予太大的期望了。我通夜没有睡着。我是苦闷了一夜径直跑到你这里来了的。
“成柱同志，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你知道有多少人吗？30万啊，30万！30万这个数字还小吗？这30万人一枪不放，一夜之间就退出了沈阳啊，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这么软弱无能吗？孔子、诸葛亮、杜甫和孙中山的祖国，难道就这样沦亡了吗？”
陈翰章捶胸痛哭，泪如雨下。
他想到本民族面临的悲惨命运，那样地气愤和悲伤，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有的纯洁的感情，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让步的神圣权利。
有个时候，我也曾在家乡的蟠松下，想着被日寇践踏的祖国，暗自流过眼泪。那是一个星期天傍晚的事，那天我到城里去，看到一位老人被日本警察踢打得遍体鳞伤倒在街上蠕动的情景，回来后整天抑制不住气愤，在万景峰上度过了一天。
那天，我也像陈翰章这样，满腔悲愤：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值得自豪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一朝之间就遭受了亡国的耻辱了呢？如何洗刷这一耻辱呢？
这么说，我和陈翰章体验了同样的耻辱。过去是思想的共同性使我们接近，而从那时起，处境的共同性，使我们的友情倍加深厚了。俗语说，同病相怜。可以说，人们越是不幸的时候，就越加亲密，友谊和爱也就越加深厚。
过去，朝中人民和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像亲兄弟一样亲密起来，正是有着处境的共同性、目的的共同性和事业的共同性。帝国主义者是为了利润暂时互相勾结，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人类的解放和福利，实现巩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我把陈翰章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把中华民族的苦难当作朝鲜民族的苦难。
能够调动几十、几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和军界的头头们，如果有像敦化青年陈翰章那样的爱国心和洞察力，那么事态就会不同了。如果他们把民族的命运放在个人和自己党派的利益之上，不反共，而联共，唤起全体民众和武装力量投入抗战，那么一开始就能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胜利地保卫领土和人民的。
但是，他们把祖国和民族都没有放在眼里。
在日军进攻满洲之前，蒋介石就向张学良的东北军下达如下内容的命令书：“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先抑制了军队的抵抗。这一事实，后来激起了数万万中国人民的愤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仍发表投降主义的声明，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要抵抗日军，保持平静和忍耐，从而涣散了军队和国民的士气。满洲的命运等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决定了。他们甚至派代表到东京去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交涉。在这次交涉中，蒋介石毫无顾忌地于出了卖国勾当，以日本不占领中国其他地区为条件，同意将与苏接壤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是拥有几亿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的主席，而他连这种国家元首的自尊心都丢弃，竟然毫无顾忌地把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割让给日本，这是因为他害怕反对地主、买办资本家和国民党官镣的国内人民的枪口，更甚于害怕日本的大炮。
因此，东北军的30万大军，抵不过不到自己武装力量1／25的关东军，整个地丢弃了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的广阔的满洲土地，不战而退。
我向为亡国而悲愤痛哭的陈翰章说：
“现在，任何党派、军阀或政治势力，都不可信赖了。应该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形势要求我们自己把群众武装起来投入抗日战争。出路就在于拿起武器。”
陈翰章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握注了我的手。
那天，我为了稳定陈翰章的情绪，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说起亡国的悲伤，说实在的，我比陈翰章更重。陈翰章是失去了祖国的一部分的人，而我是失去了整个祖国的亡国民的儿子。
陈翰章恳切地请我到他家去，所以第二天我就跟着他前往敦化。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鲸吞朝鲜时大为惊愕的世界，为九·一八的炮声又一次发出了悲鸣。人类把它看作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日本把这次事变描写成可以通过中日间的交涉解决的地方性的突发事件，但是世界人民没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