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而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令，是个打招呼。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会，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探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探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牢不可破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荣，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并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童长荣。
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牢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霙菜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霙菜泡菜，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霙菜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一带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们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面码儿，便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李光开着玩笑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先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惜。因为我当时感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并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
如果我们把用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①②
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兵学指南》。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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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郭在祐、申乭石、金应瑞、郑文孚、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铉、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我面临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交战，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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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兵鉴》：1451年编纂的朝鲜的兵书。
②
《兵学指南》：1787年编纂的朝鲜的以训练法为主的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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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抗击日本侵咯的历时七年（1592－1598）的战争。亦称壬辰倭乱。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25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朝鲜人民击退了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
王德林、唐聚伍、李杜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
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提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话？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