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扰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后，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
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令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转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愿意跟我人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生死与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定下来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①
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明，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来了。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注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
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找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
①
金佐镇（1889～1930）：忠清南道洪城人。1913年加入大韩光复团。流亡满洲后，与徐一等一起组织北路军政署。担任新民府的主要职务，从事反日武装活动。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惹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他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
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从挫折转入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当作是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是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