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扬。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尸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汽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奇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地。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
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 1盲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准备地一开始就走这条路，那无异是自杀了。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一定会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
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他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们的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地方和组织，职业、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的青年组成的。他们有些是定期阅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和中学讲义等教材提高了水平的；有些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记》等小说，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参加游击队的；还有些是从没有迈过学校门坎，在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组织经过几年的政治锻炼后，得到一支枪参加了武装队伍的。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水平，自然就有差别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为了在部队内保证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动上的一致性和习惯上的统一性，必须特别注意做好组织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为此首先就要采取措施，统一对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和重要路线的认识，不经过这道程序，刚诞生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有迈出第一步就搁浅的危险。
我和车光秀一起到每个村去，向不大理解我们的战术意图的同志们说：
“武装小组论，是想重蹈安重根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是一种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而且还制造了’满洲国‘，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国关内。根据情况，反日人民游击队有时可能开展小组活动，但小组不应该是基本战斗单位。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论调，也是不现实的。一百多人的部队同日本的几十、几百万大军正面交锋，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如果以为能用一百人的冲锋战压服几十万大军，那该是多么轻率的判断啊。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暂时要以连队为基本单位展开游击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是成不了气候的。将来部队扩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单位开展活动，可是目前还是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最为理想。不可能一开始就组成大部队，这一点你们不是也清楚吗？抗日战争，不可能是以几场战斗结束的短期战。因此，首先要从小股力量开始，然后在战斗过程中不断积蓄和扩大武装力量，到时候，就同全民武装起义配合起来进行决战，争取最后胜利。
我们要以轻便的武装，机动灵活地运动，使集中的敌人分散，再各个击破，避大吞小，要用这种方法，始终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优势，以不断的消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妙处就在这里。主张不打仗而悄悄地积蓄力量，到时候一举消灭敌人的慎重论者同志们，你们以为没有斗争和牺牲，不流血，时机也会自行到来吗？你们要记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取得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要由我们自己用斗争来争取。”我就这样使队员们领会了我们的意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话。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张，固执己见。
我认为，只有斗争实践，才能给这个各持己见的论争作出结论，判明真理在哪一边。我为确定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不惜花费时间进行研究。
当时，我们踏上了抗日战争征途的部队，面临着下列几项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要从质量和数量上迅速加强和扩大部队；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团结在游击队的周围。
我们认为远征南满是完成上述任务的突破口，便把它规定为1932年的主要战略任务。
我们在安图建立的武装部队，有着不同于在其他县和区建立的武装部队的特点。其他县的游击队是由该县的青年组成的，而安图游击队是由东满和南满各县选拔的先进分子和来自国内的先驱者们组成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以在本地进行活动为原则，我们的部队则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在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豆满江沿岸整片地区进行活动为原则。
从地域上看，安图是非常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刚刚破土而出的游击队，需要到广阔的大地，在风雨中培养茎干枝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对那些急躁冒进行为，需要提高警惕，而对那些只顾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虚度岁月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我们把远征南满定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开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前远征南满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独立军部队取得联系。南满的通化地区驻扎着梁世凤司令指挥的独立军部队，我们要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
梁世凤管辖的独立军，有几百人之多。这支部队也叫朝鲜革命军。
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正是梁世凤同唐聚伍的自卫军合作，胜利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的时期。这个捷报传到小沙河山沟，使我们感到高兴。
朴勋摇着头说，梁世凤是反共思想渗入骨髓的国民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怎么会甘心同共产主义者合作。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同中国救国军也结成了联合战线，有着抗日这个共同方针的同一血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携起手来呢！应当千方百计实现同独立军部队的联合战线。
我之所以认为同梁世凤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梁世凤和我父亲有着深厚的交情，过去又很爱护我，我很重视这种过去的情谊和人际关系。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金时雨和梁世凤同我父亲在桦甸结拜为义兄弟，还照了相。
梁世凤和我父亲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是不会替我给华成义塾写介绍信的，也不会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学看我，给我些钱的。当时，我为了凑学费，分文必省，连人家常吃的烧饼都没买过一个，他给的钱帮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门事件后，由于我对国民府感到幻灭，同梁世凤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了，可是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变。
了游击队，苦干找出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梁世凤去，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成统一战线当然是主要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殷切的愿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实战经验的梁世凤的指教和鼓励。
比起还没有尝过炮火滋味，只沉浸于出征喜悦的我们，梁世凤司令堪称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我们曾在民族运动者们面前，多次表明决心说，我们决不按照独立军的方法去打仗，这是说我们决不重蹈他们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军事经验和技术。
在旺清门体验国民府的白色恐怖时，我曾噙着血泪决心再也不跟那些独立军老头儿们来往了。但是我们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业，决定不咎既往。
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合作。
在南满，除了梁世凤的部队外，还有由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李红光在1932年5月组织的游击队，亦称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部队后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