苤茸盼摇Ｋ晕宜担丶胰チ恕�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用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于是，我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的话，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指的就是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了，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一带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弯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心口疼被叫做“瘕”。
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不久，许、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人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骂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骂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没有什么道理，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镜，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会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离开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