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云在讲些什么呀？ 那些个名词、概念全是吴国栋没有听到过的。
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 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去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 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 每每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同志，虽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无妨大局。难道一定要当个没皮没脸的下三烂，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吗？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是谁说的？ 他忘了。他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以前，凡是他看过的书，他认为重要的段落，几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是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以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难道他是个守财奴？！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
他自己就像处在这样一个两极之中的钟摆。郑子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变得粗俗，还有些官僚。否认吗？ 不行，存在决定意识。哼哼哈哈，觉得自己即使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对那些不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总有一段距离；听到某人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立刻有一种不自觉的戒备……逢到下级没按自己意愿办事的时候，他照样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过来，他也照样挨上一级的训，俯首帖耳，不敢说半个不字，别看他是个副部长。
他心里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不是，如同别人，如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一样。
当然，现在他还是个副部长，他得抓紧时机，把他想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郑子云想起田守诚，想起部里的一些人，和那些离心离德、钩心斗角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黄金。不是还有杨小东那些人吗？ 新陈代谢，总是这样的。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着。郑子云的话，在他看来是书呆子的呓语，咬文嚼字、天方夜谭、理想主义。他最好去科学院当个什么院士，当部长是不合适的。
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郑子云这样的一个“洋务派”
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办洋务一向以失败而告终。汪方亮觉得郑子云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从郑子云讲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什么不拿出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呢？ 要干大事情，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从汉代开始，于的就是“重农抑商、舍本求末”的买卖。哼！ 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否定。渗透在整个民族遗传基因里的小农意识。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谁人之下呢？ 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一块来了。
郑圆圆从来没见过父亲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照她的想象，无非是开会——那些常常是只有决议，没有结果的会议；作报告——根据××号文件和××号文件的精神；划圈——可以不置可否；传达文件；诸如此类，而已而已。她只能从家里了解爸爸，而在家里，她觉得郑子云像好些个上了年纪、又有点社会地位的小老头一样，肝火挺旺，急急躁躁，谁的账都不买。前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全家人都上了床，他却忽然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咚咚咚地跑下楼去，说是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喊，是不是遇见了小流氓？ 手里什么家什也没拿，就那么跑了出去。就凭他睡裤底下露出来的小细腿脖子，是小流氓他又能把人家怎么样？ 好像那些小流氓全是纸糊的，只要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捅个大窟窿。不一会儿，自己颠儿颠儿地回来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想必是他自己昕岔了。
夏竹筠不过随意地开了句玩笑：“没准是哪个女人在楼下叫你去赴约会吧，那么积极！ ”
郑子云大发雷霆：“我怎么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个大老娘们儿了？ ”然后“砰”的一声摔上了自己的房门，震得墙上的石灰、水泥簌簌地往下掉渣子。
夏竹筠在他门外又是吵骂又是擂他的门，闹得全家一夜没得安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的阿姨让“造反派”给轰走了，妈妈在机关里“全托”，郑子云在机关里“日托”。有次过什么节，方方买回来一只活鸡。圆圆是不敢杀的，方方既然是当时家里最年长的妇女，只有硬着头皮去干那理应是主妇该干的事。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早已没了锋刃的菜刀，往鸡脖子上匆匆地瞄了一眼，闭着眼睛抹了一刀，便赶紧把手里的鸡往院子里一丢。那鸡非但没死，还歪着个脑袋在院子里乱飞乱扑，吓得方方和圆圆躲进屋里，关好房门，担心那鸡会不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钻进屋来。郑子云拿了一片刮胡子的刀片，很在行的样子说：“用不着那菜刀，这个刀片就行。”他倒是挺从容，一把抓住了那只发了狂的母鸡，把鸡翅膀往后一拧，鸡脖子往手心里一窝，拿起刀片就往鸡脖子上抹，抹了几下也没见血。他脸上那种大包大揽的神气，渐渐地被恼怒所代替，立刻从厨房的门后找来一把斧子，“吭”的一声，把整个鸡头剁了下来。他为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生出来的认真的恼怒，真是好笑极了。可是郑圆圆不敢笑，他那种死不服输的劲头，简直到了连开玩笑都不懂的地步。
也是在那段没有女人当家的日子里，郑子云常常指着厨房里的那些作料瓶子对圆圆说：“瞧见吗？ 这个瓶子里装的是肥皂粉，可别当成盐放进菜里去！ ”他心血来潮，难得地炒了一次菜，油都冒烟了，葱花还没切；炝了锅，又发现菠菜还没洗，最精彩的是他偏偏把那瓶肥皂粉当成了盐。当肥皂粉在锅里泛起泡沫的时候，他就像在参观一台刚出厂的数控机床，背着手问道：“嗯，它起沫了，它为什么起沫？是不是加盐之后都要起沫？ ”
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把那个装肥皂粉的瓶子挪到别的地方去。
而他自己不动，别人是不敢动的。mpanel（1）；
郑圆圆一阵遗憾：她作为他的女儿，她对他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啊，这里才是真正的他，热情、追求、执著。郑圆圆转过头去看叶知秋，镜片后面，叶知秋那双小而浮肿的眼睛，竟也闪动着一些光彩。
叶知秋感到了郑圆圆的注视，回过头来，对郑圆圆说：“你有个多么好的父亲，你应该很好地爱护他。”
她的语气里，有着深深的遗憾，好像她深知郑子云不论在家里或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照应、理解和支持。
这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人，怎么会比郑圆圆自己，比她的母亲想得更周到呢？ 看着郑圆圆那探究的目光，叶知秋加了一句：“像他这样的人，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应该属于整个社会。”
爸爸在别人的心里，竟是这样重吗？ 十几台录音机在收录。
陈咏明那黝黑结实的脖子，像鹅一样执拗地向前伸着。那头灰白的头发，并不使他显得老迈，反倒增添了男人成熟的美。看他那样子，不再大干上十五年，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杨小东歪着脑袋，像孩子似的半张着厚厚的嘴唇。上一代人，对他们这一代人有多少误解啊，以为打动他们的不过是吉他、喇叭裤……问题是社会能不能拿出来真正引动他们的东西。
那个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表情十分严肃，很有派头上了年纪的男人，大概是个大学教授吧，好像在听学生的论文答辩，时不时地皱皱眉头，是不是觉得郑子云有些提法还不够严密呢？ 最触目的是吴国栋，好像一个吃斋念佛的清教徒，不知怎么一F 从天上掉进了沸腾着人间一切淫邪欲念的地狱，恐怖得几乎精神失常。一双眼睛，张皇无定地溜来溜去，好像要找个豁口逃将出去，好笑极了。
叶知秋遗憾着莫征没有机会米这儿见见世面，那他就会知道，中国，还是有自己的脊梁骨。
郑子云的肩胛因为双肘撑在桌面上而高高地耸起，像一头耸起翅膀、准备腾然飞起的苍鹰。他成功过，失败过，摔得头破血流。
现在，他又要飞了，并不考虑自己已经年迈，也许飞不了多久，就没有了力气．越不过一座高山或一片汪洋，便葬身在崇山峻岭或汪洋大海之中。然而，那不是一头雄鹰最宏伟的墓碑吗？ 脸颊还在发热，脑袋是麻木的，舌头是麻木的，全身像散丁‘架一样。只有心脏不肯麻木，像个让人娇纵坏了的女人，稍一伺候不到，就要给人点颜色看看。讲了四个小时，中间还没有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