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平说：“妈，我吃过了！”说着，自己去倒了一杯茶，然后在沙发上坐下，看着父亲说：“爸，我回来，有一件事要问问你。”
林副县长看了看儿子，平静地问：“啥事？”
林平说：“你吃饭吧，爸，吃完了再详细谈！”
林副县长放下碗，到沙发上坐下了。林平拿过父亲的茶杯，去续上开水，恭恭敬敬地放在父亲面前。
林副县长见了，仍是一副平静的面孔——这是久经官场锻炼出的惯常的表情，慢条斯理地对儿子说：“说吧！”
林平这才问：“你知不知道桃花河乡余家湾村，有一个农民状告乡政府的事？”
林副县长反问：“是那位姓余的？”
林平说：“是，爸！这一家人勤劳、善良、淳朴、老实，可
林副县长不等儿子话完，就急忙洞悉一切地正告林平说：“林平，我告诉你，这事关系到县委、县政府的形象，你少掺和！”
林平被父亲的话弄懵了，不解地问：“爸，你这是啥意思？”
林副县长仍是满脸严肃地说：“栽桑种麻是县委、县政府为全县人民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发动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啥奇怪？再说，西方国家制裁我们，能怪我们各级政府？如果让法院受理了，那县委、县政府还有啥威信？基层干部还如何工作？”
林平听后，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了。他审视般地望着父亲，迟疑了一下说：“这么说，是县委、县政府干预了这个案子，不准法院受理的？”
林副县长毫不掩饰地回答：“是我不让法院受理的！”
林平完全明白了，他显出既有些吃惊，又有些不理解的神情，看了父亲好一会，然后用了几分讽刺的口吻说：“我没想到是你！”
林副县长被儿子的话刺了一下，也显得有点儿温怒地反问：“你这是啥意思？我作为一个分管政法的领导，难道不应该吗？”
林平站了起来，冷冷地说：“完全应该！可是，你不怕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吗？一个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理由就能说过去？余文义说得对，为什么外国人制裁我们的损失，要由农民来承受？难道他们不该要求得到一点补偿？”
林副县长变了脸色，严厉地盯着儿子问：“林平，我问你，你来问我这事，是出自公心，还是私心作怪？”
林平毫不示弱地说：“你把话说明白一点！”
林副县长说：“我知道那个告状的人，是余文英的哥哥，叫余文义。这个小伙子我打过交道，确实很能干。你是不是和那个余文英还藕断丝连。才来……”
林平没等父亲话完，就发出两声嘲讽的笑声，然后说：“爸，我没想到你作为一个领导，一个父亲，还会用这样阴暗的心理来看我。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当然有来往。可是，我们之间早已只是同志、是朋友的关系，你明白了吧？”
林副县长被儿子的话，说得抬不起头。他啜了一口茶，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林平改变了态度，变得锋芒毕露，口气凌厉起来。他也盯着父亲说：“爸，现在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口口声声说维护县委、县政府的威信，可你们对现在农村的真实情况，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农民的利益该不该维护？”
林副县长非常不高兴儿子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于是便讽刺地说：“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林平抑制住心头的激动，走到窗前，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我过去对农村也是一知半解。看了报上的文章，听了你们的讲话，我认为农村真是那样。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两年，才真正认识了农村是怎么回事。”说着，他突然转过身，对父亲说：“我建议你们别总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好好下去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林副县长按捺住自己的火气，又冷冷地问：“还有没有？”
林平沉吟了一会，毫不客气地说：“当然还有！你们在全县，一哄而上发展蚕桑、青麻，打的是脱贫致富的旗帜，可是，在你们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的大哄大闹背后，藏没藏突出政绩的小九九？结果，所有的损失都让余忠这样善良的老百姓承担了……”
林副县长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和火气了，他拍了一下桌子，勃然大怒地冲林平说：“放肆！有你这样评论县委、县政府工作的吗？”
林平不卑不亢，毫不退让，说：“爸，你别发火！我今天来，决不仅仅是为余文义家的事，是想为广大农民讲几句话，因为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还有，如果是别人干预了余文义打官司这事，我还能够容忍，但你去横加干涉，不让法院受理，我就有些不能容忍你！”
林副县长说：“你就专和我过不去吗？”
林平说：“不是过不去，因为我们的根也在农村！从你这辈以上，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觉得你是忘了根本！你当了十多年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可到底为农民讲了多少话？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可反倒忘了农民，不觉得惭愧吗？”
林副县长听了这话，手中的茶杯颤抖起来，他像不认识似地看着儿子，说不出话来。
林平说了这话以后，心里的气似乎顺了一些，就对父亲说：“爸，你好好想一想吧，我还会来找你的！”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半天，林副县长才放下茶杯，又一次像击败的公鸡一样，瘫软在沙发里。是的，他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了！这一代年轻人，好像根本没把他们这些老家伙放在眼里，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他想起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想起第一次看见儿子被新华社发通稿的那篇文章，那时，心里多么高兴呀！可是现在，他却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真的不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林平向报社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想再到桃花河乡余家湾村去走一走，详细掌握一些真实的资料，为省委《内参》写一篇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实际情况的文章。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报社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林平便收拾起东西，赶到余家湾村去了。
两天以后，林平带回一大本厚厚的采访笔记。他顾不得休息，就摊开稿纸，把自己一边采访，一边在心里打好的腹稿，在纸上奋笔疾书起来。他用一句句客观，公正而又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语言，把余忠老汉一家在当初“离土不离乡、进城不进厂”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转包三十多个离乡农民的责任田的情况和后来“种得越多，赔得越多”的事实，以及这两年一连串的打击，几乎使这家老实农民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等等，都详详细细地写了出来。然后，他写道：
农业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商品都不能替代的特殊商品。但面对目前农村大量存在的耕地锐减，谷贱伤农，土地抛荒、投入不足以及一些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我们很多同志特别是一些担负一定职务的领导同志，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尽管中央一再强调重视农业，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只是表现在口号上。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谁来种地？我们又靠什么来生存？
写完，他放下笔，检查了一遍所写的内容，装进采访包里，然后走出去。在一个复印门市部，将所写的稿件复印了两份，然后又来到了父亲家里。
林副县长正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林平进来，也没打招呼。林平知道他有看法，也不说什么，径直掏出稿件，对父亲说：“爸，我送份稿件给你看看。当初，我写了那篇余忠老汉夸政策好的报道，被新华社发了通稿，你表扬了我一个晚上。我希望这篇文章，仍然能得到你的表扬和肯定！”
林副县长不解地问：“啥文章？”
林平说：“还是一篇关于余忠老汉一家的文章。不过，这次不是表扬稿，而是我准备寄给省委《内参》的一篇稿件，先请你老人家提提意见。”说着，把手中的稿件递了过去。
林副县长接过稿件，戴上眼镜，只粗粗测览了一下前面一页，便立即沉下了脸来，将稿件往茶几上一放，不高兴地说：“你干脆说，你又为我上课来了好了！”
林平听了，心里涌起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他没想到父亲竟然冷漠、官僚到了这种地步。过了一会，他才诚恳地说：“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我们党的兴旺，为了这个民族的繁荣，让我们都多一点责任感吧！”说完，林平忿忿地走了出去。
林副县长愣了一会，似乎被林平的话触动了某根神经似的，抬起头沉思了一会。然后，过去关了电视机，认真地读起林平的文章来。读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他承认儿子的才华在这篇文章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和发挥。也承认儿子在文章中列举的一些情况是事实。可是，他不能接受儿子的这种作法。他陷进沙发里，内心中矛盾着，脸上挂着一种疲惫和衰老交加的神色。这时，林平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见老头子孤零零地躺在沙发里，像是病了的样子，忙问：“你咋了？”
林副县长这才回过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手中林平的稿件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说。“你那宝贝儿子，走邪了！”
35
过了一段日子，文义打官司的事渐渐不被人提起，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在预定的轨道里按部就班地进行，庄稼人又在开始做起收割稻谷的准备来。文英的分娩期越来越近，氮肥厂已经完全停工，进行设备改造。她现在已不再出去卖小吃了，但朱健还是每天晚上出去。这天晚上，文英刚刚躺下，一阵敲门声把她惊醒了。她吃力地起床来，去打开了门，忽然呆住了，门外，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美丽姑娘。这姑娘高挑个，身材窈窕，略呈方形的脸上，显示出俊秀、和气和某种高贵的气质，手里拖了一个旅行包，显然是刚刚下车的客人。文英疑惑地看了她一会，才亲切地问：“你找谁？”
客人的眼睛也在专注地打量着她，听见文英问，才说：“你叫余文英？”
文英点了点头，更不解地问：“你认识我？”
客人突然松开了旅行包，一把抓住了文英的手，高兴地说：“我姓胡，胡椒蓉，我来找你哥文义！”
文英愣了片刻，回过了神，一下子兴奋起来，也抓住了淑蓉的手说：“啊，我晓得了！三哥对我说过，姐——”说完，深情地看了淑蓉一会，就要动手去提淑蓉的旅行包，被淑蓉挡住了，自己提了包随文英走进屋里。
刚坐下，文英就又问：“姐，你咋来了？”
淑蓉听了这话，脸上喜悦的神色倏地消失了。接着，长长的睫毛垂了下去，眼睛中闪着晶莹、湿润的光泽，嘴角也颤动起来。看样子，就像小孩随时准备要哭一样。
文英没见过淑蓉这种神情，忙拉着她的手摇晃着问：“姐，你咋了？”
淑蓉的嘴角又蠕动一下，才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文英。
文英把信展开，原来是三哥写给她的。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淑蓉：
上封信交走才几天，不知收到没有？在回家第一封信里，我就告诉了你我把准备办厂的钱，全部投资在了青床上，指望青麻丰收了，卖了大钱再办厂。可是，蓉，在这里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你：我们家完了！政府已不收购青麻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