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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于二龙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其实跟他有何相干呢？两家那时还没换帖嘛！但于二龙打听到那个写对联的先生住处，隔了不久，正是黄鳝该上市的时候，他也裁了两张红纸，求写对联去了。那位先生看见满满一篓游来游去的鲜活礼品，作为润笔，来不及地答允了，立刻磨墨准备动手提笔写。
于二龙告诉说有点事，回头来取，扬长走出门去，因为他实在憋不住，差点要笑出声。当然，他是不会回去取的了，装满一大鱼篓的，哪是黄鳝哦！而是几十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水蛇，赤链蛇，青竹标，以及几只大癞蛤蟆，足够那位先生恶心半个月的。
据说，后来是四姐自己提出这门亲事的，她挑中了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其实她和芦花一样，都是大水漂泊来的，但她多少有着石湖姑娘那大胆放浪的性格，也许是她那几个风流姐姐熏陶出来的吧？
恐怕直到如今，石湖姑娘的感情，也比较地要丰富些，就那个声称要去赎罪的女孩子，于而龙从她漂亮动人的眼睛里，看到多少溢于言表的大胆神情，是多么敢于表露自己啊！
可是，芦花，一直到参加革命以后，才在那一天，在沼泽地，在雾蒙蒙的雨里，在那丛扇状的灌木林伫立的时候，终于感情爆发地对于二龙说：“谁也不要折磨自己了，我是你的……”
也许因为她太想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非讲不可了，逼得她无法再不表态了，所以见约定来接的摆渡船，总不出现在烟雨飘渺的湖面上，便说：“走吧，二龙，咱们绕点远吧！”
“万一要来了，不见我们又该着急了。”
那是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来参加的一次地下党委会，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
芦花望着满天88的细雨，催促着：“走吧，谁知那些人怎么搞的？船还不来！”
“再等等看！”于二龙坚持着。
“你真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傻汉等老婆了！”说到这里，她可能发觉到这句话运用得不那么妥当，扑哧笑了，连忙改口：“好吧，你要等就不勉强，我可情愿多走两步，看谁先到吧？”她抖了抖蓑衣上的水珠，吧嗒吧嗒地走了。
她已经走出好远，湖面上是洋洋洒洒的冷风斜雨，水鸟的影子都瞅不见，于二龙踌躇了，便招呼着：“芦花，等着我。”紧走两步追上去。
也许是侥幸，他俩算是免去落入敌人兜捕的网里，那时，人们的斗争经验还差，对于渡船未能按约而来接应，竟一点没引起警觉，好像万无一失，绝不会出事似的。其实，城里的鬼子和那时还不是汉奸的王经宇，彼此默契地从两个方向朝沼泽地摸过来，企图一网打尽，扑灭石湖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
经过最初的较量以后，措手不及的反动阶级开始反扑，他们凭借人力、物力、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来围攻小小的石湖支队，革命进入了第一个艰难的低潮期，那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情了。
芦花边走边问：“二龙，上级会不会叫我们扯下红旗，散伙拉倒，回家当老百姓去？”
“凭什么？”
“我想也不能吧！”
这个把生命都曾献进去燃烧的神圣的火，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叫它熄灭的。可是，在那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里，哦，抗日游击队的苦难岁月，可不大容易熬呀！于二龙是一队之长，他不怕人们的米袋子瘪下去，而是怕老林哥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那简直是最恐怖的不祥之兆，意味着灾难就要降临。因为他生性乐观宽心，从不发愁，即使前脚迈进地狱的门槛，人们也相信他还会哼着轻快的小曲。只要有半点指望，他脸上也绝不会有阴影。如今，不但无米下锅，甚至他的火镰火绒，也都湿得捏出一把水来，那个连火种都失去了的春天，实在令人心寒哪！
游击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缠在脚板上的大团黏泥，裹着湿漉漉的衣衫，和透心的凉气，使队伍越走越吃力，越缓慢，敌人也越是容易接近，总是盯着屁股紧追不放地袭击着，围剿着。他们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有时候，村边都不敢沾，因为那里难找到可以藏身立脚之地，谁让他们是一支缺乏群众基础的队伍呢？只好在芦苇丛中，荒草滩上，灌木林里，湖心的岛子找地方宿营。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缠绵不断的梅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不是下在人们的身上，而是下在同志们的心里。游击队长会不知道么？凉丝丝的一大块在心口洼着，那是什么滋味？顶好喝上一大碗热面糊，使浑身发霉长锈的关节缓解开。但是办不到呀，纵使有了干柴，找到火种，一旦举火冒出了烟，鬼子的汽艇和讨伐队，王经宇的保安团就会赶来的。
艰苦的岁月对人的意志是严重的考验，队伍愈来愈短，有的人打个招呼告辞了，不干了；有的人吭也不吭一声，悄悄开了小差；有的人甚至拖枪叛变，投降王经宇去了。加上负伤的、生病的不得不离队的人员，于是剩下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较早的老同志。好像是个规律，在队里呆的日子越短，离开得也越早，惟一的例外，只有一张不曾动摇的新面孔，那就是王纬宇。
尽管那个高门楼公鸭嗓管家，肩负王经宇的使命来找过他，希望他回去，不要跟渔花子混在一起，并且不念旧恶，原谅他把老兄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败窜，寄人篱下的往事。但王纬宇却把这个公鸭嗓绑来，交赵亮和于二龙发落。
“搞啥名堂？”于二龙并非一点警惕心理都不抱：“也不能扒开肠子看看，他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梅雨季节下得人心烦意乱，雨一阵密，一阵疏，以致人的心灵也成了阴沉沉彤云密布的世界。芦花又问：“说不定会把我们调到别处去，例如去滨海，跟老江一块干。”
“谁也揣摸不透上级的心思……”
她望着苍茫混沌的石湖，惋惜地说：“就这么丢手走了，真不甘心，好不容易开了个头。”
“谁不是呢！热土难离啊！”
她突然激奋地说：“我就不信，石湖这么大，会没有我们容身站脚的地方。二龙，咱们跟上级提出要求，订下保证，你看行不行？”
“老王也表示过这个意思。”
“他？”
“只是随便一说。”
“说些什么？”
于二龙告诉芦花：“他意见是尽量争取留下来，不要离开石湖——”其实王纬宇谈得更加透彻些，他晓谕地说：“一旦离开本乡本土，好比寄居在亲戚朋友的家里，无论人家待你如何好，拿你不当外人，总不如在自己家里那样方便自由。”于二龙知道芦花对他怀有一种偏执的心理，并不曾讲出来。
芦花很不客气地追问：“他什么时候对你讲的？”
“昨儿下午。”
“你跟他讲了今天在沼泽地开会的事？”
“哦，看你，我会这点密都保不住？”
“那他怎么晓得我们要研究决定的问题？”
“他是个聪明人——”
“不，我看他这两天老找大龙。”
“别疑神见鬼啦！”
芦花高声嚷了起来：“还是我那句老话，七月十五，日子不吉利啊！”
农历七月十五，也叫盂兰节，在渔村，认为是鬼魂的中秋节，是所有亡魂死鬼的节日。王纬宇就是在这一天，加入石湖抗日游击支队的。
“别迷信啦，人家不是一直到现在，还跟咱们一块吃糠咽菜吗？”
“好好，算我没说。”
这是他和他妻子一辈子惟一谈不拢的观点，对于高门楼的二先生，他俩总是谈崩。不是那个于而龙从来不相信的噩梦，就是这句成了口头禅的话：“七月十五，日子不吉利啊！……”
其实那只是偶然的巧合。但偏偏却在那一天的傍晚，王纬宇来了，要和渔花子一块抗日。
突然袭击是他的拿手好戏，包括他搞那些花花绿绿的勾当，也是这种手段；现在，他招呼不打一声，坐到他们几个人的对面来了。他以直言不讳的坦率，单刀直入地——他从来不怕在最难处下笔做文章，对游击队几位领导人慷慨陈言：“诸位也都明白，我是走投无路，只好找你们共产党的游击队了。是啊，不管怎么讲，我跟在座的打过几回交道，肯定，不一定能相信我是真心实意。可大伙都了解我家的实情，那时有我身不由己的苦衷，得罪各位，并非我的本意。现在，我倾心情愿来跟大伙一块抗日，要把这一腔子血贡献出来，这片心我也没法剖给你们看，就看诸位敢不敢收留我。点头，我就留下，不点头，我马上抬腿走，决不叫你们为难。”
那时候，一九三八年的秋天，经过最初两个回合的胜利，算是一个初创的兴旺时期，再加上国民党准备撤退，日本鬼子还未进犯到石湖的空隙，石湖人民的抗日活动，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开端。即便如此，要动员一个群众，豁出身家性命参加游击队伍，总是费一番口舌，然而他，高门楼的二先生，不请自来，主动上门了。可怜当时支队的四位党员，赵亮、老林哥、芦花和于二龙，竟不得不请他略为等一等，让他们研究商量一下。
王纬宇像一位老师似的，哂视着四位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那眼光仿佛在说：“好吧，我就恩准你们交头接耳，议论一番吧！”他背着手，踱了出去，在屋外打谷场上，抬头观看秋色葱茏的鹊山。
鹊山上的枫叶正红，在绿水中的倒影，也像燃起一堆火，上下交相辉映，越发衬得那慈祥的老人，红光满面，喜气盈盈。它透过窗棂，看着四个苦苦思索的党员，很同情他们，这道题也确实不大容易演算。说来惭愧，那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低，马列主义不多，全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一股血气方刚的勇气，在干革命罢了。赵亮要比其他三个人有见识些，他到底是在江西苏区待过的嘛。但他懂得三张反对票的力量，贸然付诸表决，肯定不会有人赞同他的；因此，那个车轴汉子提议：理一理王纬宇怎么走上抗日道路的头绪。
“账是再好算没有。”老林哥掰着手指头：“老子死了，没了后台，四姐嫁了，没了指望，钱柜封了，没了活路，白眼狼翻了脸，逼得他上了梁山。”
肥油篓子一死，王纬宇确实是厄运开始了。
于二龙从冰洞下攀死捉到的那条红荷包鲤，并没给王纬宇带来吉祥如意。因为城里那位千金的长相，和那身材，总使他联想起倭瓜；造物者喜欢搞些恶作剧，在给予财富权势的同时，也给予一副丑陋可憎的嘴脸。尤其是王纬宇怀抱里有了那个美人四姐以后，就更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了。
王敬堂在他两个继承人中间，偏爱是比较明显的，除了嘴角的阴鸷和残忍外，两兄弟毫无共同的地方，一个眉宇轩昂，身材魁伟；一个精神委琐，瘦小枯干，因此，王纬宇更得老头子的欢心些。尽管他非常支持大儿子扩充保安团，开拓新地盘的雄图大略；但小儿子对和亲政策不肯俯就，溺爱的父亲也不得不让步，只好以“缓议”二字，暂时平息了兄弟间的不和。
但是，此刻躺在停尸床上的肥油篓子，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