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你多照顾点。”
“那时困难，大家都困难。”
“可你还是尽心照顾了。”贺炳炎绕了圈，绕国主题，“薛明，这次还得麻烦你。”
“你又困难了？去哪儿打仗呀？”
“唉，你别逗我么。说正经的，你这儿这么多孩子，教育的又好。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让我的雷生也跟你们吧，跟着老帅我放心，小兄弟们也能建立起感情。”
薛明还没来得及开口，贺龙已经笑响一串，说：“好啊，来了就都是我的儿子。”
于是，贺炳炎将军也把儿子送来了。
于是，我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聂管理员对我的母亲嘀咕：老总脑子里不想收入多少，养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元生活费，再养几个就快揭不开锅了……
北京协和医院一间高干病房里，空气紧张，沉重又略带几分凄凉。
陈希云将军仰卧在病床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褥单、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枕头、还有医护人员身上雪白的大褂，他就像卧在雪天雪地一样抖个不止。他的脸孔就像行将凋谢的木兰花一样青白而泛灰，两只枯瘦竹节似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干皱的皮肤下隐隐显露出缕缕青筋。谁能想像这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气吞万里的红军将领？他的生命已近弥留之际。
但是，他不肯离去。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头发蓬乱，脸孔每过片刻便抖抖地偏侧一个方向，一双眼窝塌陷的已经变混浊的眼睛不甘心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喉结痉挛着，不住地倒气，又突然地使大劲抽动一下，用难以想象的努力完成一次呼吸。
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瞧着这情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纷纷俯下身，安慰着：“老陈，薛明同志马上就要赶到。你再坚持一下一要不然，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陈将军嘴唇一张一合，喉结抽动着像是吞咽什么东西，喉咙深处咯咯地响过几声，终于又完成一次呼吸。
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薛明同志来了！”
薛明像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像是刚爬过一座大山。她顾不上眼熟人们打招呼，迳直赶到陈希云病床旁，俯下身就呼唤：“陈部长，陈希云同志！”
陈希云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几十年，曾任八路军一二○军后勤部长，与薛明也很熟悉。
听到薛明的呼唤，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陈将军忽然“闪烁”了，大约就是人们常讲的“回光返照”吧？他那混浊暗谈下来的双眼重新放出富有生气的光辉，在一张即将熄灭的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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