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东北通讯社（掩护地下电台的组织）社长王书鼐也可能被捕。她接着说：我给您打完电话，就给王大哥打电话，说了两句话，电话就断了。我马上就拨叫王书鼐的电话，仍然拨不通。我对何英芬说，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把所有的机密材料，迅速烧掉，以免敌人再来检查。敌人拿不到真凭实据，官司就好打。说完，我就去了王书鼐家。
我走到王书鼐家，天已大亮，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王书鼐的爱人在家。我问：我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拨不通？她说：电话被掐断了，书鼐被捕了；是行辕二处张副处长带着人来的，把邢国彦（住在王书鼐家隔壁）也逮捕了。我问，他们拿走什么文件？她说：没有。我到邢国彦家去，他家没有人。我就回家了。
早饭后，我到行辕参谋处找一位张科长，他是我的山东同乡。我说：政工处二种科长李年是我的北大同学，昨晚被二处董科长带着人捉走了，他的妻子很着急。托我代她打听一下，李年被捉的原因和现在的下落；你能帮忙问问董科长吗？张科长立即叫通了董科长的电话，谈了此事。打完电话，张科长对我说：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董科长是奉命协助；原因是其产党嫌疑。下落还不能公开。
为了弄清楚李年等被捕的情况，看看我是否有被捕的危险，我向有关人士进行了探询。我去访问了一位老朋友洪处长。他说：李年等被捕的事，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他说：我们一同到东北行辕去问问崔处长。见到崔处长，谈了李年被捕的情况之后。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言行要特别小心。告别崔处长，走在路上，我问洪处长：你看事情是否有扩大的可能？洪处长说：我认识沈阳市督察处处长（军统特务），我去打听打听。
他们被捕后的第三天。李年等三位同志的爱人来我家。我把昨天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们。她们和我商量如何营救三位被捕的同志。我说：他们三位都是在职的”军政机关官兵“ 李年是东北行辕政工处的科长、王书鼐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是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你们先分别往访他们原单位的领导人，看看那些人的态度，作为我们营救工作的参考。她们同意我的意见，分别去找有关单位领导。
我陪着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去见沈阳警备司令楚溪春。她说：楚司令，书鼐是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这是为什么？押在什么地方？楚司令说，”王太太，这些事人家能告诉咱吗？“过了几天，我分别去见李年和邢国彦同志爱人，问她们上访的情况如何？她们说：没有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她们三位大嫂交给我一个简单而难办的任务， 要我设法找到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们说：天气冷了，找到他们的地方，以便给他们送点吃的和穿的。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一个特务的妻子口中，得知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 沈阳市昆明街81号。这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沈阳的秘密监狱。我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三位被捕同志的爱人。通过她们给被捕同志送饭、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严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个从西安一同来东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门。我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他不知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你和李年等三人经常来往，现在他们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这是政治问题，有人对你有怀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们的事。我说：朋友相交，要重道义。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从西安一块来东北工作的，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遭不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即使法院将来查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枪毙了他们，我们也应帮助他们的家属买棺材、收尸。法院不会因此逮捕我们。他听了我的话不对味，就告辞了。
过去我和赵耀斌约定，他每天寄给我一份西安情报组织办的《新秦日报》；作为日常联络信号。自李年等被捕后，我没有收到这份报纸。我怀疑是否西安地下情报组织也被破坏了？但我不敢写信打听。
有一天洪处长来我家，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据西安一人谈，赵耀斌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国民党查了。洪处长又说：他到沈阳市督察处去问了。督察长说：李年他们的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办完了，就完了，不至于再扩大。督察长还说：他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从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后，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对我说：她去送东西，监狱的看守不收了，并说以后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亲人被处决了。我说：不至于；如果处决了，监狱要通知家属的。我又去问那个特务的妻子。她说：没有听说最近监狱里处决过人，李年等的情况，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三位被捕同志的处境担心。－－－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诉我：她接到了李年的来信；其中说，他们被捕的人，已经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们确实还活在人间，我为他们庆幸！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情报发不出去；蒙难同志被转送到南京了，沈阳没有营救工作可作。我想离开沈阳，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
5．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1948年10月底，我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2日，沈阳解放。我看到政委罗荣桓同志出的安民告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设法去找党的领导机关，接组织关系。但解放之初，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没有找到。通过沈阳工商联合会，我得知沈阳市长是朱其文。我前往沈阳市政府联系。接待的人问：你有地下组织介绍信吗？我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待的人说：你没有党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党组织关系。组织关系接不上，我只好回北平。
当时，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不通。进关的行人，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三匹骡子拉的大车。路过黑山县时，我看到许多被打坏的坦克和装甲车。据说这是国民党新六军（机械化部队）被歼灭的地方。经过六天的寒风吹，我坐着马车进入又一个”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回忆1939年我进潼关（天下第一关）时，东北大地，还被践踏在日军铁蹄之下；今天我进山海关时，东北大地已经红旗飘飘。红旗上有我的一滴血汗，我感到特别高兴！
从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乘火车，回到北平。
六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春节前，北平和平解放。我在北平和家人团聚，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感到特别高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见到一些从老解放区回来的”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我的，心情更加愉快。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很关心我的政治前途，要我赶快争取恢复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设法找到我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
由于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摧毁了蒋介面的主力部队，南京局势起了急剧变化。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3月中旬，他们三位同志以及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平安地回到北平。我准备了一桌饭菜，为他们压惊、洗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1947年10月，同时被破坏的还有西安、兰州、北平、保定、承德、长春等地的地下组织；被捕的同志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枪毙了！我问：赵耀斌的情况如何？他们说：他没有回来，情况不明。
我在沈阳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工作上是和李年单线联系，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赵耀斌情况不明，我怎样接组织关系呢？！四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全国总工会见到了分别将近10年的刘子久同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请他给我接组织关系。他说：接组织关系，须经过组织部门。他介绍我去找华北局组织部。
我到华北局，见到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名字似乎叫刘地）。我向他说了我的经历和组织关系中断的原因。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他给了我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要我给能证明我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我当即分别写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每人一封信，交给了刘同志。他说：我们把你的信，通过组织关系，转给有关人员，过一段时间，你来看看结果。四月中旬，我又到华北周组织部，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证明你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我说：华北局可否先给我安置个工作？刘同志说：我们可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