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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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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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华国锋主要依靠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一个是人事工具,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是典型的粉碎

  “四人帮”以前那个做法……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江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兴东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到中组部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1977年IZ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胡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于部开会。胡耀邦在大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胡耀邦这次见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入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

  “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者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员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着‘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S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于部,—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回月,即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序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痪、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又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国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胡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作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千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 讲师郑神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 、““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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