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的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这才发还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达去世已经6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写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讨，加以评论。
陈伯达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众多的手稿中选出两篇比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难》，一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第八章 周扬关心陈伯达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