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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 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 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 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 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 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 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 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 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 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 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 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 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 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 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 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 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 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 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 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 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 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 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 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亲！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 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 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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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远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 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 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 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 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 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 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 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 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 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 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 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 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 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 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 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 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 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 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 （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 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 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 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 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 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 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 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 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 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 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 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 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 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 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 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 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 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 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 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 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 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 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 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 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 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 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 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