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丛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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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丛维熙- 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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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 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 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 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 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 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 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 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 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 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 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 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 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 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 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 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 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 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 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 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 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小孩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 薄,我干得却蛮有兴味。这引发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张校长,在一次教师周会上 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尖子’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 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小 说《远离》。“只是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大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 天会被调走的!”
  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 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那时,党风纯正,青年人心灵洁白,没有“走后 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 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 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报牌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 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 这次调离。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小学有一架用旧风琴教音 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泓一法师 留下的《毕业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很惜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 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 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 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 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的风暴潮席 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 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 霾的冬季,我和我原来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被送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 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中开始了漫长的劳 改生涯(详见《走向混沌)第一部)。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 44岁、饱经沧桑发鬓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
  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拿起了笔……
  我喜欢冬季,特别喜欢冬季的雪原,大概这不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为我穿越过历史 的冬季,走过了一条冰封雪飘的马拉松长途。这种对雪国的偏爱,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许 多受难、但不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罗密布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遗留下昨日的历史经纬;每个脚窝里,都深 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故事;每个脚窝里,都回荡着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命运抗争 的跋涉中,留下与山谷合鸣的悲壮足音。
  我喜欢白雪的颜色,因为冬季还代表着土地收获之后的成熟。在我穿行欧洲,在阿尔卑 斯山下仰望那终年积雪的硕大头颅时,我想到了老母亲头上的缕缕白发。从人类情感的天平 上去衡量母亲,从我4岁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尔卑斯山的银冠祝福,向坚 韧不拔的东方母亲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孙犁写信给我,说我20年的流放生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得 大于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铸造了我迎难而进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顺风扬帆的逐浪之舟, 就难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中国有句成语: “艰难困顿,汝玉以成”;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也说:“苦难是位最好的老师。”我是这 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学之本。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于冬日雨雪之中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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