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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 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 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 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 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 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 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 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 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 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 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 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 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燕山夜话（四集） 智谋是可靠的吗？
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 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 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 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 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 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 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 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 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 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 《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 信陵君等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张去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 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 慧。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淮南子》却比他们都要高明。
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个道理说得很对，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对群众智慧的 赞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释，就是说，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 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如果一个人对于实际情况 根本不了解，连一些基础的知识也很缺乏，那末，他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 智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来只有实际知识丰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能够深谋远 虑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 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当时的范蠡不但 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且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番深谋远虑，就必然 会有成就。假若丢掉这个基础，把一切策划都当成诡诈的谋略，那就将弄巧成拙，终不 免于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卧 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这里说的“天心”，当然只能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汉 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 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 则诌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 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 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 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可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完全否 定任何智谋，这固然不对，但是，过分相信智谋，甚至于依靠智谋，以求出奇制胜，那 就更不对了。庄子说过：“智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这两句话 如果不把它解释为消极无为的思想，而把它解释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自然规律 去做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上来。究竟智谋是可靠的吗？回答是要否定一部分，也要肯 定一部分。任何片面的极端化的命题都是错误的。
燕山夜话（四集） 握手与作揖
大家平日相见，往往以握手为礼。这种礼节究竟好不好，似乎还值得研究。
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问题首先是由卫生的角度提出的。但是，除了卫生问题以外， 实际上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人的手是最不容易保持清洁的。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差不多都离不开手。无论饮食 起居、生产劳动、工作和学习等等，几乎全靠手的动作来进行。手既然要接触一切东西， 就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细菌。即便经常洗手，也不容易使细菌完全消灭；而且刚洗了 手，又可能重复受到沾染。
特别是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病人，手上就更难避免病菌的沾染。如果与朋友见面， 一一握手，病菌必然要随着握手的机会而传染给许多人。社会上的接触极为频繁，疾病 的流行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些虽然不能完全怪罪于握手，可是，握手毕竟是传染 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由此看来，朋友之间见面握手的举动，实在是有害无益的举动。我们对待朋友，本 来为了表示友谊而握手，结果反而给朋友的健康以不利的影响，这岂不是违背了友爱的 精神吗？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一般朋友见面还是不握手的好。
可是，有许多人看见朋友不握手，总觉得非常别扭，态度很不自然。在他们的心目 中，握手是普通的礼貌；不握手当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这怎么办呢？这就只有看不同 的场合，加以区别对待。
比如在外交场合，握手为礼节所必需。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客 人的健康，同时要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礼节。除此以外，在一般公共集会的场合，可以 不握手的，就尽可能不要握手。至于在经常见面的朋友之间，握手更是不必要的了。
那末，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来表达友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按照本民族 的传统礼节，取其简便易行者，去其繁杂无用者。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礼节，即便自 己感觉很不习惯，也应该加以尊重。
握手这个礼节，在欧洲最为普遍。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一样。《史记》《滑稽 列传》所谓“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实际上是把它看做轻佻的举动。三国时代著名的 诗人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这又证明，古人对于 手拉着手的这种举动，都认为是特殊感情的表现，而不是一般的礼节。《后汉书》《马 援传》载：“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相善。以为既至 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马援以为他与 公孙述从小在一块儿厮混长大，见面一定手拉着手地亲热得不得了，哪晓得公孙述却以 正式的“交拜礼”来待他，这就出乎马援的意外了。这个例子，更进一步证明，握手并 非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按照我国传统的正式礼节，难道见面就都用“交拜礼”吗？当 然也不是。我国古代有许多礼节，严格区分各种等级，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清初的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 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现在我们既非席地而坐，又无等级制 度，什么长跪、拜手、拜、稽首的那一套礼节，永远不能让它们复活！
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周 礼》《夏官司土》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大概所谓 “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许多人笼统 地作揖三下。《周礼》《秋官司仪》又写道：“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这 里所谓“土揖”是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手前伸而稍上 举。这些作揖的方法仍然不免要区分许多等级，尽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吸取最简便 的作揖方法就行了。
从许多种作揖的方法中，要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 记》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 “古之揖，今之拱手。”这两人的解说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吸取这种作揖的方 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 该是行得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