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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南下的火车上，回忆着这些往事，更让她有了要勇敢地逃出小医院的冲动，她不断地想起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挣脱旧的篱笼的抉择的情形，她觉得此刻自己就是电影中那个年轻人，小说中那个主人公了。火车穿越着一个又一个喧嚣的都市，进入一座又一座幽邃的旷野和深不可测的夜幕，一个个在地理的城市在夜幕中跳跃，如同闪烁的街灯，转眼便消失了，不留一点儿记忆。她没有一点睡意，每经过一个城市，她便会想起自己在小医院里寄走的那些信件，它们的目的地便是这些城市。原来以为是那么遥远的地方现在可以真实的感触到了。是的，有一段时间，她还以为铁轨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城市只是这条河流上的一个码头，而她自己，只是这条河流上飘着一只无根无蒂的小舟，这些码头永远不是属于它的，这只小舟只有在一声声汽笛中奔波的命运。
夜深了，她独坐窗口默想静观，她觉得那个小医院的生活恍如昨日旧梦一样远去了。她将脸贴在窗口的玻璃上，火车正经过中国西南内陆，铁轨两边的景物如幻灯镜中拉洋片一样不断地拉了过去，过去了，都过去了，她低声说着。当火车经过一片树林时，她发现了那在树林上空悬挂着的半月，灰蒙蒙的夜色中月景多像她读过的一幅摄影作品，柔美的月色，无声的旷野，错落有致的村舍和重重叠叠的庄稼地。在斑驳的光点与列车车轮磕碰铁轨的哐当声里，她不断地在告诉自己，终于远行了，哦，终于出远门了！她想起她喜欢的一个作家余华，他是十八岁出远门，而她却是二十岁。从小她便觉得自己无法摆脱漂泊的命运，而现在她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她曾不断地在诗句中写着漂泊的字样，她还完全沉浸在这两个字中。窗外，星月交辉是和谐的，旷野迷蒙是静美的。
火车依旧在行驶着，时间，是她身体里面的另一辆火车，她同样不知道时间这辆火车将要把她带到何方。现在当她坐在南下选择的这个城市里，回忆着那一年的火车，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漂泊的命运，她注定还将在这个城市里流浪下去，她还是那样一只无根无蒂的小舟。有时她会对这个有着数百万的外来者的城市感到同样的沮丧，但更多的时候，她会从记忆的箱底找出过去的影集，一言不发地看着过去的自己，追忆着流逝的少年。现在唯一带给她温暖的还是那台伴随着度过了四年校园时光一年小医院生活如今又快四年的打工生活的随身听，在深夜里，她会打开它，不断听着那个有些忧郁的神经质的朴树的曲子“……／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你们就像被风吹走插在了天涯／她们都老了吧／她们还在开吗／我们就这样各奔天涯……”在寂寥的歌声中，同样寂寥的她小心翼翼地跟唱着，泪水流了下来。
当生命与语言相遇
张清华
这明显是一个言不及义的题目，我还可以写成“当生命与存在相遇”、“当语言与命运相遇”、“当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相遇”等等。因为一个好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总是很多，他（她）会昭示着一种喷薄而出的诞生感，让你期待太久，又出其不意。他（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书写和确认那些重要然而又从未有过传神表现的公共经验，他（她）的语言方式会充满陌生而又熟悉的尖锐性与震撼感，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他（她）会有鲜明的原生而且陌生、精确而又暧昧不明的特性，还会有不可抵挡的整合性与吞噬力……我读郑小琼的诗，有类似的强烈的感觉。
这使我决定谈一谈她的诗，这种谈论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时代浑浊的语境，使我深恐那些酸涩或粗鄙的标签会再度落下来，将她简单地盖棺论定为一个“符号化的诗人”，一个不期印证了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怪胎的写作者。但是，我又不能将她从这生存的现场扯开，将她关禁在词语的囚室中来奢谈她的纯粹性，并假装“纯诗”、“专业”和“技艺”的代言人与捍卫者。因为她是属于这时代的现场、这时代创痛的诗人。想想看，我们最近听到的声音是多么浑浊不堪：把“打工诗歌”挂在嘴上的人们，可能正在用粗鄙的符号和赤裸裸的市场动机，葬送着这本来的悲凉而淳朴的慷慨清音；那些轻薄而又假作高雅的谈论者，也正在用他们恶意而又酸溜溜的聒噪，来贬低这些来自命运和痛感的书写，轻薄那些血淋淋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选择我说话的方式和“立场”，来谈论郑小琼这样的诗人。但我坚信，她是可以最终使这一切聒噪和喧嚣闭嘴的一位诗人，因为她具有这样的力量——具有将现实提升为生存、将生存还原为存在的力量。这是一种证明，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好的诗人那里，才华和现实感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当这样的诗人浮出水面，一切表层问题的谈论都会失去意义，一切喧闹都将止于安歇，烟尘消散，尘埃落定。
“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我现在要谈谈这个问题。我原来曾经试图将郑小琼的诗歌概括为一种“工业时代的乐府”，但后来我发现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郑小琼和一般的“打工诗歌”的悲悯主题、道义书写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首先，她置身其间就是一个确证，她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隔岸观火者，不是悲天悯人的局外人，她那些带着痛感的书写，是来自她自己身心的践行和生命的参与。这本身就是含量，诗歌与生命实践必须相印证的法则，决定了她作品的含量，也决定了其感人的质地。她的诗贴近而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其人生的一个侧面，身在其间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不是亵渎感官，不是脱衣舞和裸奔，而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将生命乃至命运“嵌入”作品中的质感。在郑小琼的诗中，我看见了这来自生命和身体的介入，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感动的力量。像《落日》中所写的：“小小的落日，也有铁片样的疼痛／它卷曲暮色，卷曲起荔枝林里的微风／它蓝色的火焰在炉火中烧着／在轰鸣的机台上缓慢的移动／它笨拙地穿过我油腻的手指／在金黄色的牙针投下准星”——
它的背后，站着多少杂乱飞舞的灰尘
犹如这铁制品的背后，站着
多少人：郑小琼，李燕，刘水平……
然后她们像一些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
“像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我感到了这样的诗句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运的现场感和尖锐性，它不是来自观念，甚至也不是来自体验，而是来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纤弱的劳作着的身体，来自那切身的“在场”的见证和经验。
很显然，郑小琼的诗歌已经跨越了“现实”甚至“生存”这类易于派生歧义的意义层面。因为人们通常是在现实的“道义”层面上谈论“底层写作”的价值和局限的，你写得再好，也架不住他说你篡居了“道德优势”。但这样的谈论对于她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她几乎从不在所谓道义的层面上书写人的境遇。毫无疑问，现实是不公的，生存是艰辛和残酷的，但写出了这些，赢得了关注和同情，就能改变生存的残酷法则吗？依然不能拯救“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同情就变成了廉价的作秀，眼泪则被讽为伪善的装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可当年海德格尔是如何谈论艺术中的存在之思的？他从凡高的《农民鞋》中，看出了一个生命、一个曾经的和正存在的生命，他的见证性和意义。一双破旧不堪的鞋子，随便地摆放在地上，它的主人不知所踪。但正是它们，一双农民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鞋子，很自然地在一个行走的血肉生命同大地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见证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存在”之义。于是他说，“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郑小琼的诗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因为她所关注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
一小朵蓝开在天空，倾向于平静
一小朵蓝抵达炉火，询问着内心
更深的蓝在铁片，图纸，沾满油腻的手套
机器上轰鸣着的蓝，它滑落出一截
小小的春天，一个人的爱情
这是她的一首《蓝》中的句子。这个蓝是天空的虚无的蓝，是火焰燃烧至极限的纯青之蓝，是这劳作者深陷困乏的幻觉的蓝，但更是这有思想的生命内心中“更深的蓝”。透过它，我们会看见这生命与存在的黑暗之间的一缕细弱的光，一缕恍惚而又尖锐的、迷幻而又洞彻的、让人战栗而又平静、激奋而又绝望的光。它闪耀着，沉默而宁静，炽烈而不可躲避。谁也不要指望用所谓的“专业性”和“特殊技艺”来拒绝这光芒——“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多年前一位诗人在她的诗中这样说。谁可以接近，什么地方通向着存在？那便是生命需要敞开而且能够敞开的地方，劳动，除非是体现着生命创造和尊严的劳动。谁真切地感知到这劳动的生命，谁就在瞬间接近了对它的认识，而那劳动者本身则无疑是通向着它。凡高深谙这道理，郑小琼也明白，她的诗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使生命、存在和语言同时敞开并且相遇的能力。这是使她迅速地穿越甚至忽略道义、意识形态、甚至是生存苦难这样的层面的原因。在更多的诗人那里，通常观念与语言相遇，当然只会触及表层的问题，然而当那色彩和语言投向了不朽的通过劳动而敞开了的生命之时，存在的真理自会豁然而敞亮。让我们读一读她的《四月》，这些句子也许很容易使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那是“残忍的、哺育着丁香”的四月，也是相当抽象和观念化的四月。可在郑小琼这里，它则充满了个体的经验与此在的直感：“黎明揉进了一滴铁锈的泪水中／她低头听见恍惚的声响……”
四月在窗外行走，荔枝林开花
紫丁香低于爱情，铁的背阴处
生锈的月亮，一个相信爱的人
举起持久而隐忍的悲伤
“持久而隐忍的悲伤”！呵，这悲伤中的生命赋予了语言以灵魂，以活的意义。记得我一两年前在谈论“70后”诗人中的优秀者的特点时曾说过，他们具有可以“通过细节直接通向存在”的能力，而在前代的诗人那里，必须通过整体和观念化的建立，来搭建其通向存在之梯。在郑小琼这里，我的这个说法可以再次得到印证，她的充满暗示性和弥漫性的语言，他对富有原始根性的词语的得心应手的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整合力和弥漫性。
说到原始根性的词语，我还想谈一谈她的诗句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一个意象——铁。“铁”的频繁出现在郑小琼这里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