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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信深知“致虚极，守静笃”的道理。他的诗歌姿态总是很低很低，仿佛要使自己的文字和表达重归缄默无言，归于寂静、庄严、匆匆、无痕，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相对僻静的坐标”。相对于许多诗人所痴迷的夸饰过度的地域性表达，他似乎更愿无言地返回事物的根部去。虽然他说“一座古老的森林——它扩张着，携带着我的野心。”但我们一眼看出，他的“野心”是内敛而克制的，他的“野心”是对“生、汁液、相对自足”的微薄的需求。
阿信是西部风物的天然通灵者。他并不刻意追求大气磅礴的“超越”，更倾心于细微处的“挖掘”。像一株植物，在自己立足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去。为了使诗歌拥有“根”，诗人的确应该变成一株植物，与无名的草木花卉交谈、呼应、共鸣。在这一点上，阿信总有独到的发现和收获：小草——遍布大地的忧伤独自，菊——黄金的杯盏独擎西风以及比西风远为凛冽的霜晨，丁香——一截恋爱中女子冰凉的：手臂．菩提树——移动的仅仅是一些从树冠上筛落下来的阳光的金箔……正因为把自己放得很低，阿信听到了于无声处的声音，收获了地域启示的“金箔”。
在返回根子的过程中，他的耐心和赞颂唤醒了事物的疼痛： “我缓冲的血流，只能滋养／天底下一朵柔弱的花朵。那是我未具姓名的女儿，／集美丽善良于一身，／在露水的大夜中疼醒。” （《墓志铭》）他的决绝和果敢触及了事物的暗夜： “浮华的、肉体的夏天／行将过去／我将要沉人那黑沼的中心” （《沼泽》）。
他的精神坐标在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原，那是他诗歌写作的地理背景和灵感源泉。他频频写到那里的寺庙：大金瓦寺、年图乎寺、塔尔寺、郎木寺、炳灵寺……这些寺庙，是生活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人们的精神支柱。而那些彻夜苦修的僧人，如同诗人们的远房亲戚。阿信诗歌中的宗教感与地域性有关，是地域的恩赐。面对这一背景，他既有植物般的扎根意识，又视熟悉的地域为一个巨大的寺院。我想， “诗人＋僧侣”的描述或许更接近阿信的诗人形象和诗歌特征。
通过写作，认识了大地上居住过的人与大地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让万物有形，具备凹陷和凸出／支持心灵的钟表，并配以一座／吐故纳新的脏腑的工厂”（《空气》）。吐故纳新是好的，值得称道的。这样的写作，诗人从一个“忧郁的器官”变成了惠特曼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事佬”。他体验到的是人与万物交融的神圣、欣悦和庄严。
让我们来读读阿信的这首短诗：“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我是在一次漫游中被这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先是风，然后是让人突感心悸／四顾茫然的歌吟：／“荣也寂寂，／枯也寂寂。” （《小草》）我听到了一个超然而独异的声音，它来自源头，来自我们的血脉。与其说它是有声，还不如说它是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
写写阿信
阳 飏
记得那一年和阿信及几个朋友去甘南玛曲。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草原除了绿还是绿，无边的绿让人忧郁，偶尔飞起一只鹰也是忧郁的——这鹰就像是一篇文章的破折号——后面又是没有尽头昏昏欲睡的绿。这草原不分章节没有停顿，我们是诗人，我们更热爱明喻暗喻象征意象。忽然我就看见了一棵孤零零的向日葵，细细的秆，金黄的花盘，恍若刚刚从大地深处走出来的一位头戴草帽的瘦高个男人，正看守着无边的绿，应该说这是一位孤独的男人，正看守着属于他的无边的忧郁——阿信有那么长那么宽的忧郁吗？可这是阿信的草原啊，别人就别瞎忧郁了。
我写过一首送给阿信的小诗《甘南草原四句》：
草像月光
一只只白羊仿佛等待书写的纸张
我不好意思抬脚踩进去
那儿是朋友阿信写诗的地方
阿信诗好。怎么好好到什么份儿上，读者明眼自不用我多说，明摆着的事情再说就是饶舌，但我还是想说。我这一说可真够慷慨的，好像那么一大片草原都是阿信他自家的。阿信倒也不谦虚，几次酒桌上全在极力夸我这首小诗好。我心里清楚，他那是明着褒我实则褒他自己．哪个诗人不贪心？更何况清风明月纸上草原，送者慷慨受者无愧，美事一桩。
再接着“写写阿信”。本来“写写阿信”的内容主要是说诗，写了半天现在主要说人了，马车一拐弯上牛道了。也好，我能说出比阿信的诗更高明的话来吗？要说，无非也就是对他诗歌的一种稀释，说不好我就自己把自己弄尴尬了。也算识趣，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识趣，对我来说，这也是对诗人对诗歌的一种尊重。
想想阿信那样子，加上一群羊加上一只鹰再加上一整座甘南草原，阿信还是那样子，他的诗就是那样子。如果想要听见他诗中的一些响声，那肯定不会是玻璃声钢筋声人群的喧嚣声，而是寂寥的草根的，响声。
挽歌的草原
唐 欣
“车子经过
低头吃草的羊们
一起回头——
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
异常孤独”
不知怎么，这首诗里面仍在吃草、并异常孤独的那只羊，总让我无端地想起它的作者——诗人阿信，在我看来，他的处境似乎也同那只羊不乏共同之处：这既是一个人在自然面前——广大的天空之下和广阔的草原之上的孤独，也是一个诗人在形形色色的主义、潮流、标签之外的孤独，并且．我们不妨说得更玄一些，这也是一种生存哲学和认识论层次上的孤独。
阿信居住在甘肃南部的藏族自治州，这块位于青藏高原东麓的、海拔平均超过3000米的、以草原地貌为主的、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地方成为他的主要诗歌领地，他也没有辜负这块养育和庇护他的土地，在当代中国的诗歌版图上，他开拓并创造出一片特殊的、特别的“挽歌的草原”。
“高出秋天。也高出／西部的寂寞。／3…好适应我渐渐升高的视线。／最初我是从一片洼地开始起步，现在／我想我已经来到了高处。”这大概也是阿信的创作历程，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并重视这种高处、高原对人的潜在影响，这种空气稀薄、氧气不足的环境，迫使人的感受方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人的感受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变化， “与一盆牛粪火靠得这么近，我想／火一旦熄灭，凉着的半边身子／就会教导热着的半边身子：什么是冷、无爱、边缘的生活／什么是坚持的肌肉和骄傲的骨头／／……与一座天空贴得这么近，我想／如果星星在闪烁，那它们就是在移动、呼吸、交谈和争吵，它们会很忙、／很乱、也会沉思和怀念／当然不会注意／躺在地上．望着它们的我”。阿信自承， “我与世界有过不太多的接触。近乎与世无补。／我恬退、怯懦，允容了坏人太多的恶行。／我和文字打交道。但我是一个糟糕的匠人。／／我缓冲的血流，只能滋养／天底下一朵柔弱的花朵。那是我未具姓名的女儿，／集美丽善良于一身，／在露水的大夜中疼醒。”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寂寞和寒冷的地方，阿信反而带给我们某种久违的温暖和柔情。也许，只有在这样的高原上，人才可能对大自然（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其他事物）——这大于、高于，也外在于我们的永恒存在充满一种由衷的敬畏之情和感激之情，也意识到不管我们是多么想要融入它、拥抱它、要“天人合一”，但我们终归是渺小的．我们和大自然终归是两样的，我们因此也终归是孤独的， “风吹静静的山坡／d、红花，正和穿金戴银的姐妹们／说悄悄话。／弯下身子，我说： ‘让我也加入到谈话中来吧。’／／茫茫大草原，云层中／鸟在和鸣。／／我抬起头。但同时感到／作为一个人的孤单。” “在那空旷之处：风／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在那空旷之处：／无人访问的春天，牦牛形销骨立。／／在那空旷之处：／大地依旧粗糙，太阳笼罩而无形。／／在那空旷之处：／我的影子落下。而青稞还没有长出。”发现这一点难免让人悲哀，但也由此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自我的意识，并且，可以从容地享受和品味这种孤独。 “广阔的草原，不会在意／一个人的失眠／／它在意／雨滴落下、落下／／但我在想：我这一生／也很重要——我自己在乎”。这里面有一种在我们的当代诗歌里少见的态度和品质：自觉地保持一段距离，小心翼翼地、谦虚和礼貌地注视、猜测、想象、吟唱。因为深知我们面前的对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不能征服的，不能把握的，不能确定的，所以，他宁愿以一种迂回的、婉转的、甚至是远离的方式来接近它，这其中，未尝没有更真挚、更深厚的情感。
阿信的最初和最终
马步升
阿信生活在一个诞生神和诗的地方，这地方我去过很多次。这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天高云淡，草原云淡，草原广阔，那座草原深处的小城．城里跑的汽车，城外跑的牛羊，牛羊的喧嚣声传人城里，盖过了汽车喇叭声。这里还没有人居住的时候，神已经在这里等人有些时日了，人来了以后，就都信神了。信神的一种仪式，便是给神吟诗唱歌。那座小城的名字叫合作，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
选择在这里生活，出自阿信的个人意愿。大学毕业时，他年方弱冠，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容易产生浪漫和冲动，浪漫劲儿一上来，就冲动了，冲动劲儿一上来，就行动了。我无法揣测阿信当年的选择，浪漫和冲动究竟占了多大份额，二十年过去了，他还生活在那里，好像还很安稳，好像还很滋润，好像把根儿已经扎到岩石缝儿里了。我与他大约只见过一面，但我认定，我理解的阿信就是那个诗人阿信。他是一个信神的人，是一个迷恋诗的人。我知道，他在大学所修专业是历史，读史使人明智，学历史的人离神最远，可阿信这个历史学的叛徒，不由分说拜倒在了神的脚下。只是他所膜拜的神不是那个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冥冥之物，他所敬仰的是一种最初的东西，他想以最初的东西为向导，抵达最终的东西。自从人诞生以后，人为神谕所鼓舞、所压迫、所迷恋，但谁也没有真的听到过什么神谕，自称听到过的人，自称传达神谕的人，其实，都是渎神者，和人的辜负者。要说真有什么神谕的话，可以信赖的也许只有诗歌。阿信以诗作为载渡之舟腾越之马，踏上了寻找最初和最终之路。
在阿信的身边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辉煌的拉卜楞寺、郎木寺，稍远还有塔尔寺，这都是敬神的所在，都是神的驻跸之所，阿信不止一次去过了．去过了，也以诗的形式留下了他去过的证据，印在寻访之旅的足迹，膜拜时的心灵谛听，历历毕现，仿佛是在聆听神谕或者传达神谕。这是最初，还是最终？世界本无最初，亦无最终，人生的最初不过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最终，而最终也不过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最初，所谓出发，充其量只是一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