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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想办法同莎菲罗夫和解，想说服他归附那个在波切普案件中为缅希科夫遮丑的枢密官集团。但联盟没有成功，于是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决定让那位男爵尝尝不识抬举的滋味。莎菲罗夫有过一次在当时来说上不了纲的舞弊行为。这下便被枢密官这帮人抓住了小辫子。原来莎菲罗夫曾利用枢密官职务之便，徇私舞弊，使他的亲弟弟领取超额薪傣。对这类小小不言的舞弊行为，一般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是这次却使莎菲罗夫大吃苦头。这位副总理大臣已经知道起诉的内幕，也知道原告在舞弊方面的罪行也不比莎菲罗夫少，因而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枢密院的会议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集市，枢密官则变成了彼得在一份诏令中所形容的那种“女商贩”。他们大喊大叫，乱成一团，谁也不听谁的，不惜使用各种污言秽语，竞相指责对方，冲突到此并未结束。
对手们知道要让莎菲罗夫发火轻而易举，于是决定再次向他寻衅吵架。10月31日，枢密院正在研究邮政工作。负责邮政部门工作的莎菲罗夫，本不应出席会议，因为讨论的问题与他本人有关。皮萨列夫建议莎菲罗夫退出会议厅。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如果莎菲罗夫不把副总监察官的每一句话都认为是对他的恶意攻击的话，大概他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于是对骂又重新开始了。
“我不能你让我走我就走，你无权把我赶走。”
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宣读沙皇的一道诏令作为回敬，诏令规定审议案件时，不得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参加。
莎菲罗夫固执他说：
“你不能把我这个枢密官赶走，关于亲属应该回避的诏令对这件事不适用。”
副总理勃然大怒，这时他的嘴巴就没人把关了。
“你是我的死对头，你个贼娃子。”他起劲比划着，冲着斯科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大喊起来。
缅希科夫和总理大臣戈洛夫金也参与了对骂，他们当然是站在副总监察官一边。
“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死对头，这件事你们管不着！”
“看来，你总不能把我宰了吧”缅希科夫故意挑衅说。
“就该把你宰了，你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莎菲罗夫反唇相讥，说道。
缅希科夫、戈洛夫金和布留斯声言他们受了莎菲罗夫的侮辱，再也无法忍受他的下流无耻的行为，于是示威似地离开了枢密院。留下来的枢密官们宣布，他们准备继续开会，但是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立刻站起来说：
“我也走，莎菲罗夫管我叫小偷。”
枢密院会议开不下去了。过了一天，缅希科夫提议，应当撤消莎菲罗夫的枢密官职务。与会者把这一意见记录在案，但却不敢免除沙皇所任命的莎菲罗夫的枢密官职务。为慎重起见，大家宁愿等候皇上回来再作处理。
莎菲罗夫何以斗胆同权势显赫的缅希科夫斗呢？也许，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这位宠臣打倒，因而此刻缅希科夫的名声在沙皇眼里已经越来越吃不开了。大约两周以后，两人中间又爆发了一场争吵。
莎菲罗夫本该好好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但是他嘴巴缺个把关的。见人就挖苦，故此伤了众。
枢密院发生的事件被彼得知道了，因为莎菲罗夫和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都把状告到沙皇哪里去了。这时彼得刚从里海远征归来，命令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委员会，对此案进行调查。莎菲罗夫很快发现他已败诉，于是向彼得递交一份呈文；请求圣上赦罪。
法庭决定从严判处：判处该犯以死刑。法官们遵循的是1722年 4月17日的那份诏令，其中沙皇将法律称之为“真理的堡垒”，凡象“按张选牌”那样对法律随意取舍的人，应予严惩不贷。
1723年 2月15日严寒的早晨，克里姆林宫里挤满了人群：莫斯科人纷纷前来观看处决枢密官兼副总理大臣莎菲罗夫。死囚用雪橇拉到断头台前，法庭宣读了判决书。一位目击者写道：莎菲罗夫“按照俄罗斯习惯面向教堂，画了几次十字，然后跪下来把头放到断头台上。但是刽子手的助手们把他的两腿伸直，使他不得不趴着，大肚子朝下。”刽子手举起斧头，但却把斧头砍到了断头台上。这时，枢密院秘书宣读了沙皇的诏令，把死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后来，流放西怕利亚又改为流放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莎菲罗夫及其一家受到严密监视。他从流放地获释，那已是彼得死后的事了。其他两位支持过莎菲罗夫的枢密官，戈利岑公爵和多尔戈鲁基公爵也受到了惩罚，不过很轻微。1723年11月，彼得又颁布了一道诏令，对枢密院中高级官吏行为准则作了规定：“今后如有胆敢违抗命令如莎菲罗夫者，着即就地逮捕法办。”
这样，沙皇留了莎菲罗夫一命。
如何解释沙皇对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采取如此残酷的惩罚手段呢？在莎菲罗夫之前，被处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罗夫。彼得对他们两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论他们的功劳和对皇上效忠的程度，与莎菲罗夫可说无法相比。
莎菲罗夫有一种当时极为罕见的本事——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当彼得需要阐明北方大战发生原因的官方观点，叙述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主要战役，向本国和外国读者说明为什么北方大战打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他就要靠莎菲罗夫那支生花妙笔了。这位副总理大臣亲自撰写了一篇《论北方大战之起因》的论文，的确称得上字字珠玑。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是俄国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国际法专著。
莎菲罗夫的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彼得在世时，该文曾于1717年和1722年两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册，这个印数在当时来说是不小了。
在彼得时代，人的休咎是很难预测的：父母是无名之辈，而儿子却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来有钱、有势、有名气的人物，转瞬之间荣华富贵化为乌有，甚至连命都搭上了。
彼得临终前，同他一起创业的战友已寥若晨星。象罗莫达诺夫斯基、舍列麦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这些人早已撒手西归。而另一些人，象缅希科夫、莎菲罗夫、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等，则完全失宠，而象马卡罗夫，沙皇已不大信得过了。
彼得和朋友变得生分，这也同叶卡捷琳娜地位变化有关。从普鲁特远征归来，沙皇组成了自己的家庭。过去给予朋友的亲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献给了他那情投意合的“爱妻叶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彼得的朋友们有些地方也实在不给他挣面子。
战友没了即便不会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会使他不得不为事业的前途忧。最后一次打击来自他的至亲皇后。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到，现在应当加以解释的是，孤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些伟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况，如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这样说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论家波索什科夫写道：“我们的这位伟大君主，舍身忘我地工作，但却一事无成，因为愿帮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个顶十个往山上拉，却有几百万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里，沙皇使出十倍的劲，可说是单枪匹马把改革的重负“拉上山”，但相帮的只有少数几个“帮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几百万口子人。
当时另外还有一位——代理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对如何评价彼得及其各项改革，则持另外一种看法。他把这些改革比作一辆四轮马车，每一个轮子好比一个阶层。贵族、僧侣和商人这三个轮子，不停地转动。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轮于是有官衔的普通人。这个轮子一个劲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滚，吱扭吱扭，牢骚没个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为改革家的沙皇说成是单枪匹马，得不到社会支持，这话不对，而雅沃尔斯基认为吱扭作响的只有一个轮子，而其他三个轮子都任劳任怨，这也不对的。其实，所有的轮子都吱吱扭扭，只是作响的方式不同罢了。贵族们反对改革和纳税阶层（农民和广大的市民）的反对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马车上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它加在每个轮子上的压力也不相同的。贵族的“轮子”经常有油润滑它，彼得要求贵族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可以连本带利捞回来。改革完成之后，贵族的地位，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更趋巩固了。彼得在位期间，贵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庆祝胜利的形式，对自己的活动作了总结。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向彼得建议庆祝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1720年 6月27日，俄国的帆桨大船打败了瑞典舰队，费奥凡对此倍加赞扬，强调小舰艇在海战史上的意义。
这种庆祝会举行过多次，但象1723年 8月那次的庆祝会，就其内容丰富多采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在民众看来，这正是一个今昔对比：现代的军舰，强大的舰队和过去简陋的小艇，彼得当初做海战游戏时用的就是它。
还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写作生涯。这就是1718年就已开始且一直继续到彼得逝世为止的《北方大战史》的著述。有时他只能在日理万机之余动笔编写；而有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写作中去。
黎明前的时刻是寂静的。城市还处在睡梦之中。此时彼得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或者在夏宫二楼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仔细斟酌着每一个句子，毫不犹豫地删去多余的细节，或者相反，亲笔作一些增补，力求对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更为准确，思路更为清楚。是什么促使沙皇提笔写作呢？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彼得积极参加写作的这部著作，体裁十分庞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归入回忆录一类作品中去，因为沙皇是《北方大战史》中重大事件的必然见证人，彼得的亲身感受，在字里行间随处都有流露。但是《北方大战史》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巨著。彼得依据的与其说是他本人和战友们的记忆，不如说是各种文献。写过本书初稿的主要作者，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桌子上，堆满了行军日志、作战报告、各种布告、致外国朝廷的国书，缅希科夫、列普林、舍列麦捷夫和其他将领们的报告。在手稿中沙皇加了不少批注，要求执笔者准确描述一些事件和它们发生的日期，诸如“数字需核对”，“此条应修改或重写”，“修改，从此处起要重写”。书中，除利用俄国文献外，还利用了瑞典和土耳其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被俘的瑞典将领的口供。
最后，《北方大战史》还可看作是一部政论作品，因为书中涉及了当时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的首先是对战争伊始俄军败于纳尔瓦附近的描写，还有关于阿斯特拉罕和布拉文起义，关于普鲁特远征，以及太子阿列克谢案件等。当然，彼得无意详细阐述这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不会给他的活动增加光彩。但彼得也不想装成没事人的样子，尽管是一笔带过，但他毕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