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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背水一战还是高举大旗，当时似乎只有联想敢说这个大话，因为它第一次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销售第一。中央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表明，它在1993年保持了惊人的成长，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国内所有最著名的企业——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这有历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幸运。柳传志尽管心情紧张，担心满盘皆输，手上却还拥有最后一个赌注，正是那个29岁的杨元庆。柳传志后来承认，当时推出杨元庆是拼命赌一把，杨元庆则认为，这是放手一搏，不是赌博。无论怎么说，这对于杨元庆个人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来说，都是最具刺激性的时刻。
1994年3月19日，杨元庆仓促上阵。柳传志再次说服他打消出国留学的念头留下来，就像当年说服倪光南带着汉卡技术加盟联想一样。他在关键时刻选贤任能的本领简直是登峰造极。他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代理惠普产品时获得的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商务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相辅相成的搭档，导演了国产微机的绝地反击战。
杨元庆全力以赴，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答答转个不停。命运不允许他去接受西方教育，却迫使他在市场上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他并不擅长技术，但却是个商业奇才。此人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这一点大多数人是在两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而在当时，人们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信心不足。就任新职之时，他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的。他对多年的助手林扬说，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而联想微机很难再有作为。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他的上一辈结束。杨元庆在安徽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又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两道深深的轨迹，并行不悖：一道是严谨和注重逻辑；另一道是自由、开放、雄心勃勃。
杨元庆比柳传志小21岁，是属于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1。81，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时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现在，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他在白颐路南端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下1000平方米的楼层，开辟了他的指挥中心。这地方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些元老的支持。转眼之间，人人都像回到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
经过过去10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的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不多，通常限于家庭里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诸如Aapple、HP、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拥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惜价格太贵。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低档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只有名牌机的三分之一。廉价兼容机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它在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愈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对消费者来说就像火上浇油，那些育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对属下这样说。他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元庆解释说。就是经济型电脑。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
以经济型来自我标榜，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微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影视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联想，后来成为公司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唯一优势就是他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进一个机箱，唯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能够激动一辈子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脑子里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5月第一周，E系列摆上成百上千的电脑柜台。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16000元。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