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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文字”和“活文字”与胡适先生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主要就我批评他误用“致仕”一词进行辩解，并谈了他关于“古词变义”的“理论创见”。他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金文明答：
任何诡辩都是没有用的。余秋雨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辩解，让他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一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因此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着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难于上青天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某个文化名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尽往他身上泼污水，把他强行按纳在“尊孔与卖国之间”（《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文题）；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呢？
我还记得余秋雨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见《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说是“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同上文）。我按照他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他又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他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因为我首先得跟“投降派”划清界限啊！ 2。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一共谈了八个问题：
①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余秋雨说：“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于是他只叫我去翻《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金文明答：
余先生说：他“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不但“研究”，而且功夫花过“不少”，口气确实蛮大。记得他对许多自己专业以外的历史问题，都说过类似的话，绘声绘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啊；“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满脑章句”啊；“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啊。尤其是最后一例，听起来真像神话一样。但如此“严谨的学者”，怎么会在四十余万字的两本历史散文集中，接连出现27处引文差错呢？（其实远不止此，后来又发现了9处，未计在内。）所以他的所谓“研究”、“功夫”，是不能信以为真的。
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说穿了，他的“研究功夫”就是“一刀切”。你们不管有多少说法，争论不休，他这一刀切下去，定在哪里就哪里。要问根据是没有的。如果有，干吗不拿出来呢？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有《“差不离”和“一刀切”》专篇加以论述，例子多多，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说我向他提意见是“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三十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我笑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你们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是缩印本的页码。有人没有买过缩印本，还特地跑到辞书社门市部书架上去翻查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还花了四元车费。余先生家里不会没有三卷本，但他偏偏找了个缩印本的页码，又不按规矩说明一下———这也许是他治学作风粗疏的一贯表现，结果让这么多读者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玩笑也实在开得太大了！
②元末明初江南首富的名字究竟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余秋雨又叫我去查《辞海》第1015页。他指出我所说的沈万三“‘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金文明答：
我为了考证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查检了十多种明、清以来的史料，连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辞海》之理？我认为《辞海》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工具书，绝大部分条目的释文都正确无误，经得起考验。但个别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以“沈万山”为正名就是一例。我纠错的对象也包括《辞海》该条在内，可供其今后修订时参考。但文中没有点到《辞海》。我认为辞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从善如流，有错必纠。余秋雨拒谏饰非的态度，跟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辞书社社长李伟国同志已经主动向我要书，可能就是要看看书中提供的史料是否对今后的修订有所帮助。我本来也想送一本给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回答”，决定不送了。我知道他很想看这本书，否则就不会那样东查西翻，还没有见书就凭报上转载的简单问答题来大放厥辞了。我的考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还会写这本书吗？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一百七十种之多，跟他那信口开河的所谓“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我的那篇《为江南首富沈万三正名》，考证一个人名就写了四千多字，还专门去了一趟周庄。是不是可靠，有没有根据，读者看了自会明白，这里不再多说了。
③沈万三与沈厅究竟有没有关系？余秋雨说：“我手边的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他又表示：“那篇文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金文明答：
“戏弄读者”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写文章初稿时“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他何时写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还是这样说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2003年3月距今不到3个月，这总是余秋雨研究清楚以后的观点吧。怎么现在又甩出来一个《余秋雨简要读本》呢？它的出版总不会晚于2003年3月吧？余秋雨的最新研究成果，究竟以早出的《简要读本》为准呢，还是以后出的新版《文化苦旅》为准？
何况他急匆匆地抛出来的这个《简要读本》，其说法也还是错误的。《简要读本》把“原是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一句，改为“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还是一笔糊涂账，哪里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还是坚持沈厅与“江南首富沈万山……有关”，这不是活见鬼吗！死了三百多年的沈万三，怎么能跟沈厅有关呢？至于所谓“和他的后代有关”，也是羞羞答答的说法。沈厅就是后人建造的，怎么会仅仅是“有关”呢？所以，余秋雨说自己“很快就写清楚”了，应当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对。这种“戏弄读者”的模糊研究成果，白送给我还嫌讨厌，叫我怎么去利用它呢？
还有，余秋雨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我可以明告余先生，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考证清楚了，别再无谓地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不妨去买一本看看，把其中用得着的材料抄进你的最新版《简要读本》中去，只要注明来源就行。
④林和靖是否有妻有子，我早就撰文批评过余秋雨，指出：“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说：“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帚的人曾经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我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金文明答：
余秋雨又在这里乱引姜石帚的诗了。姜诗的后一句原文是“因何七世有孙儿”。这是首句入韵的七绝，一、二两句末字“妻”、“儿”，《平水韵》同属齐韵，故可相押。余秋雨把“孙儿”倒成了“儿孙”，“孙”和“妻”还怎么押韵呢？这个错误，一下子就把他不懂旧诗韵的底儿暴露出来了。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1节 林和靖是否有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