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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东方网发表网友“一棵树”的文章，对某些支余反金者的错误论点提出了批评。转录如下：
驳“支余派”的糊涂观点 网友：一颗树
东方网请到了四位名人，一位作家（赵丽宏）三位教授，看来对余秋雨的行径不利了。
1、各位在批驳金文明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他在炒作，理由如下：余秋雨有名，金文明无名，咬名人出名是现今世道的常理，以前就有不少———在学界，金文明真的很有名声的，反之，余秋雨在时尚的商界名声很大。到了68岁，说金文明追求时髦的名声，看来胜算不大，那他还“炒”个什么劲儿呢？何况，作学问的人，特别是作文字方面学问的人，起码的要求就是准备沉默。类似的有作国防科学的，有哪位“很有名”呢？邓稼先如果不是身患绝症，哪里能打破他的誓言呢？———一辈子隐姓埋名。说金文明先生在自我炒作的论点站不住脚。
2、金文明和鄙视余秋雨的人是“弱者”———作学问的人，对于自己的专业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骄傲啊！余秋雨的错误正撞到金文明的专业上———有些不是专业，而是文史基本常识。向无知的人指出其错误，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满足啊！不料余秋雨不识相，愣把自己的弱点来撞别人的长处，岂不败哉？田忌赛马的故事，只怕余秋雨是知道的，他不该拿自己的短处（文史知识和文革旧帐）来对付金文明。———这里，金文明真的不算弱者，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开开心心，比斤斤计较的余秋雨强大多了。至于泛义的“像”弱者，俺不清楚，倘若真的这样看下去的话，俺也算“弱者”了，弱就弱吧，我自己开心，别人说我弱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在我的专业知识上，没人能随随便便地“驳斥”我，就像余秋雨根本没有能力在文史考据上“反驳”金文明一样。强弱立判，不必多讲。3、承认错误真的那么困难吗？我不理解。这个问题不知道余秋雨的FANS能否回答？
4、“有能耐你也写几部散文集？”是强盗逻辑，这和要求厨师下蛋一样滑稽。
5、文革旧帐就不要提了，就说余秋雨和金文明两人文革十年的表现，哪位有空去上海图书馆查查，相信会有收获。
6、赵丽宏的言论很有点为余秋雨同情，这是作家的生活，但就算这样也不敢说金文明的文章不对。
7、金文明的书名，“逗”看来有点玩世不恭———但稍稍读过那句唐诗的人就会会心地一笑———这老头儿真幽默。
8、中华历史太长，谁也说不清———这言论在网上说说也就算了，在文史学界得挨打，学人在干一些没有是非标准的事情吗？还有，文史真假的“法定性”，我想应该是以“学界共识”为基准的。比如“致仕”，学界共识就是“辞官”，有人非说“当官”不错，但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就有点胡闹，就仿佛教孩子管煤球叫“汤圆”一样的胡闹。再说一遍，文史学界的是非是和自然科学界一样的，清清白白，不是任人胡诌和狡辩就能掩饰的，俗话讲，越描越黑，余秋雨的回答，本来想再敷一层铅粉，不料反倒成了个三花脸。7月11日，山西《都市生活》报发表记者吉晋 采写的对我专访的长篇报道。同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读者短笺”栏发表了三篇随感式的文章，现将闲斋先生的《“咬”金文明》转录如下： “咬”金文明 闲 斋
读《金文明谈“逗咬”余秋雨》（6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突然萌发了“咬”一“咬”金文明的念头：金文明“咬”了余秋雨126口；但是，他也有一处该被“咬”。这就是他居然起码有两处使用了“拒谏”这个词。
对余文硬伤，可以用“批评”，也可用“咬”；但是，窃以为“谏”字分明错了。查《辞海》，“谏”是“直言规劝，使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如：进谏”。金文明和余秋雨完全平等，绝不是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何谏之有？这个“字虱”该捉。当然，金文明先生那种较真的精神很可敬，有一天如果我有幸被他也如此这般地“咬”上若干口，肯定欢迎。
但是，我又以为，用“严谨而且诚实”（金文明自我评价，我也敬重他这一点）的态度，给迷恋这类畅销书的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提个醒，以免他们高考过后就提前“致仕”，很有必要；却未必需要一再同对方讨论“致仕”是退休还是当官这类问题（我拜读了同期《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反复再三细读关于“致仕”的新解。惭愧得很，仍不明白“死文字”的“致仕”与“活文字”的“致仕”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意思）。既然有人坚决认定三乘八等于二十五，你何必再去论证“三八二十四”？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8节 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
同样道理，尽管指谬在前，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等等，也不必大惊小怪，连呼咄咄。这样较真，使人想起明朝那些大臣，冒着廷杖的危险而“谏”，挨廷杖之后仍愚忠地“谏”。
行文至此，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捉我的“字虱”：人家风风光光地一再成为电视台或什么讲座的特约嘉宾，一再在电视台上侃侃而谈，其地位与文化皇帝差不多，当然得用“谏”字。我为之语塞，于是掷笔，不敢放屁。
金按：“文化皇帝”一语，点出了余秋雨对待批评的失常心态，可谓一针见血。
7月12日，《济南日报》刊登记者李雪萌对《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的访谈文章《咬嚼派：志在纯洁中国文化》。
7月14日，《新民晚报》发表《咬文嚼字》月刊主编郝铭鉴的文章《“咬嚼派”与大文化———致余秋雨的公开信》转录如下： “咬嚼派”与大文化 ———致余秋雨的公开信郝铭鉴
我已无权保持沉默
秋雨兄：你公开战“逗”的当天，我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媒体打来的，无非是要我表态。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两边都是朋友，话该怎么说呀？于是一味闪躲腾挪，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无可奉告”。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逼到墙角，除了面对现实别无选择。这是因为，你在访谈中点了我的名字，点了《咬文嚼字》这份刊物，你嘲笑“咬嚼派”只是属于“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非但于文化无补，还会损害年轻人的思维，可谓罪莫大焉。我觉得你的这些说法，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我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同仁的感情，伤害了全国广大从事语文规范化工作的同志的感情，作为这份刊物的主办者，我已无权再保持沉默。
首先想说明一个事实，自创办《咬文嚼字》以来，我没想到要给你寄刊物。这倒不是忘了老朋友，主要是考虑到你是一位“行者”，居无定所，而且你也志不在此，何必来这番客套呢？直到有天收到你“秘书”的通知，才知道编辑部另有一位同仁给你寄了一份。因为本来不存请你读刊的奢望，所以停止送刊这件事，我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倒是你“秘书”说你以后不再从事文化工作，让我感到有点惊讶，隐隐为中国“大文化”的前途担心。《咬文嚼字》编辑部确实经常收到批评你的稿件，不论写得好坏，基本上都给压下了。后来有篇涉及林和靖的短文，有关编辑坚持要用，我决定寄你本人过目。这一方面是编辑部的制度，在你之前，批评华君武、谢冕、冯岑植等人的稿件，都是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本人的私心，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总不忍拿朋友“开刀”，即使要体现“一视同仁”，也希望“先礼后兵”。不久便收到了你的回复，当时你远在国外，仍想着为《咬文嚼字》写稿，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很够朋友的。不过，你的文章却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没想到读者指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你竟用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反驳。为此，在发表时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两句：“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秋雨兄，这后一句话便是说给你听的。 想起了“镜子”寓言
你说你不喜欢《咬文嚼字》，而且委婉地向我表达过不喜欢的理由。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毫无印象。相反，倒发现你写过这样的句子：“作为今后一直会应用下去的汉语言文字，还是应该通过严肃的讨论和校正来保持它主干部位的纯正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工作就很有意义。”谓予不信，请允许我套用一下你的口气：请翻翻《咬文嚼字》吧，它就刊登在1999年第2期第11页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委婉表达的内容。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你过去若说过喜欢，我非常感激；你现在说不喜欢，我还是非常感激。不瞒你说，《咬文嚼字》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你的《文化苦旅》，合订本在书市可以说是盛销不衰。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作为办刊人，我更看重你的“不喜欢”，因为由此可以引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作为朋友，有句话本来应该私下说的，现在只能公开说了：我觉得你这样说话有点不是时候！当前社会语文生活十分混乱，“无错不成书”的局面至今尚未扭转，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你对宣传语文规范如此厌恶，别人也许会怀疑你的文化良知。你当年说《咬文嚼字》“很有意义”，现在又反过来说“不喜欢”，如此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尽管表达的也许是你的真实想法，读者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这都因为《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