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更直言不能接受他们的批评：“因为如果我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他的言论，惹来文化界非议。金文明在自序中直言他的言论，“将使自己站到所有被诬陷为‘文化杀手’的有识之士的对立面，陷入十年来绵延不断、备受责难的尴尬境地。这个祸，都是余秋雨自己惹下的！”
文人被骂 读者高兴
回想过去十二年，余秋雨说，他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人。批判者表现出的，是一副在向权威挑战的样子，批判他的文章已有三、四百篇，书也出版了七、八本，他认为这次事件是连续不断批判他的风潮的延续。他所指的文章较近期的包括《文化中的文化》，提到他“做深圳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以及武汉文学家古远清教授写的《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指他在文革中曾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充当“四人帮”打手等，余秋雨都已就此分别跟作者对簿公堂。至于评论他的著作更接二连三的出版，计有《审判余秋雨》、《余秋雨现象批判》、《秋风秋雨愁煞人》、《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等，评论之热烈，在中国文化界与学术界，皆属罕见。
“事情是完全颠倒过来了。我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没有任何权位的人，一个写作的人。”他表示一直以来也没法回答，因为一旦回答，就要打笔仗，没完没了，且他肯定处于孤立的状态。作为一位老师，他的学术研究威信被全面否定了，他的学生、读者都受到伤害，却没有人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报纸背后都是很大的官；读者看到一位文人被骂，始终会很高兴，就像艺人一样，读者仍是喜欢看他的诽闻。他唯一的应付方法是打官司，但这次却没法打，因为是学术争论：“我就明白了文化革命所谓批判三名三高，批判学术权威是怎么回事，在这批判的十年来没有人为他讲话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时候许多人只能靠自杀来维持名声，他们是最弱的一群。“我真的想问一下学术界跟文化界的朋友：‘我可以怎么办？’”
原居上海的他指批判者主要是当地的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因正常的做法该是报纸发表之前先向他问清楚，并叫他发表意见。不过，金文明的文章刊登后，他也发表了一篇《被“咬”者的回答》，“那是我的秘书看到以后很愤怒，请了一个学生采访我，写成文章发表的，报纸并没跟我联系。”他认为自己是体制外的自由写作人，所以大家用大批判的方式把他消灭，令他无法在上海居住，也是他南下迁到深圳的原因，为求一个安静的居处。“大陆现在遇到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知识不够，不是人才不够，而是文化的公信力没有了，文化的集体人格不存在了，是可以完全的反过来不断地进行大批判，很少舆论会为一个受难的人说话。我想唯一的办法是我去做官，但这却违背了我的人生选择。”坦言这次事件令他对大陆媒体非常失望，是有点不讲道理的围攻，“现在是全中国所有的媒体，然后是香港、台湾，我相信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有美国华文报纸全都会登。”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2节 “一批到底”现象
“一批到底”现象
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余秋雨慨叹这些年来的批评给他造成很大压力。首先受牵连的是家人，“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他表示岳父看了报纸后许多个晚上都不能睡，还想起过去自己受批判的情境。他会把报纸藏起来，不让余秋雨和女儿马兰看到，怕他们会不高兴，反过来余秋雨也是这样做。对于批判，余秋雨自言有深刻的体会。他在自己撰写的《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一文中，回忆父亲余学文先生在文革时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说父亲在半年前去世时，他利用幻灯片播放了当年报章上批判父亲的文章。“他死后我们翻他的抽屉，翻到他藏了几十年的这些批判他的文章，他老人家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耻辱。我们那一代是这么过来的，没想到我们现在永远仍在批判中过日子。”
这些年来，在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余秋雨也想过不再写作，甚至离开中国，只是想到家人还在，念头就打消了。他深深感谢太太及家人支持，特别是太太马兰，他还坚定地表示唯有等着他们吵架。余秋雨表示不会再就事件发表任何回应文章，也不打算跟金文明见面说个明白，他不想堕进笔墨的战场，但正计划将自己过去十二年所受的批判、他的经历写成书，于年底出版。“我不断地做文化的事情，没有参与过文化界斗来斗去，没有做过一点点的坏事，只拼命做自己的事，他们却反而不断地在骂我。”他形容情况跟文革造反派用几百条罪行打倒一个名人，一辩论就把一百倍的罪行把你的口封住、批判你的情况一样。“正常的文化界应该有公理，有舆论、说理的地方，总会分辨是非，在伤害人但证明是错了之后会有羞耻感，但是现在中国仍是浩浩荡荡的一批到底。”那被批判者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呢？余秋雨举他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为例，“我接受法庭的调查，事实真相一定能搞得清楚，我最终的要求，只要对方能够认错，我就可以了。我只是让中国文化界有一个最起码的是非界限。”
交流讨论，在任何文化或学术领域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真相亦唯有通过不断求证，才能愈辩愈明。套用余秋雨在他的作品《千年一叹》的一句话：“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斗，任何争斗都包含着毁损。”文章得失，相信读者心中的那把秤，终能有所判断。
金按：看了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发表的观点和言论，许多读者和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感到不可思议。你看，对于一场来自民间的纯属学术范畴的批评和论争，这位曾经在高等学府中身居高位，有着极高智商的高级文化名人，都说了些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报纸全都登了，完全是，我可以这么说，文化革命打出的大批判。”
“批判者主要是当地的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报纸背后都有很大的官”，“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
“我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现在永远仍在批判中过日子”。这里，我不禁想问一下余秋雨先生：在你的眼里，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中国大陆，难道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过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神州大地难道仍然是一片恐怖？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给了你多少荣誉，官方媒体让你频频亮相，你怎么能昧着良心，对他们蓄意贬损，恶言相加？
余秋雨这些错误的言论于7月28日发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社会的公愤。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里转录两篇，以飨读者：
余秋雨诉苦毫无道理
———读《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梁 清
余秋雨先生7月28日在香港《明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没有任何权位的人，一个写作的人。”“没有任何官职。”不光这样，余秋雨还断言这次因金文明先生《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出版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我到底可以怎么办？》）
在境内外大红大紫的余秋雨先生竟然把自己形容成为“与世无争”的“弱者”，真叫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万分吃惊。现在就让事实来说话吧。首先余秋雨先生并非始终与“官职”无关，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担任过几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有一位金仲伟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上海戏剧学院是个正局级单位，一直受上海市委和国家文化部双重管辖。”（《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那篇《调查》是竭力替余秋雨开脱和辩护的，不过这几句话倒是没有说错，谁都知道“厅局级”高于“县团级”，在上海来说，余秋雨先生这位“正局级”干部的地位恐怕不能说不高吧？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以后，是否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体制外”的人呢？这种说法未免太谦虚了，余秋雨热衷于当城市文化顾问，这究竟是位于“体制”之内，还是成了“桃花源中人”？再举一个极小的例子，就在余秋雨反驳和攻击金文明的《被“咬”者的回答》中，他透露自己是国家出版总署任命的“全国扫黄打非办”的督导员。头上戴着“督导”桂冠，还要装出一副可怜相，真不知余秋雨先生还想做什么！至于还有类似“顾问”、“督导”之类头衔，那只有问余秋雨先生自己了！其实说到底，余秋雨今日所以能成为“公众人物”，除了他本人的才华、能力以外，和“官方”即各级领导的长期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余秋雨1987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获“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这些无不体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对他的支持和期望。他在《三十年的重量》中还得意地说自己曾任上海“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这虽非正式“官职”，但权重位高，非同寻常，乃是尽人皆知的。深圳的朱健国先生在《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魏明伦谈“二余风波”》（载《山西文学》2003年第10期）中说：“领导到上海来只看两个文化人：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余秋雨。”王元化先生曾亲口对朱健国说起，余秋雨是深受“上面”重视的人。还有，按照余秋雨本人的逻辑：“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中央电视台无疑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强势媒体，而余秋雨先生在中央电视台上亮相的机会难道还少吗？此事从余秋雨的逻辑可以演绎出什么结论，那就不必多说了。综上所述，余秋雨先生从“官方”和领导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和鼓励，到了今天却撇得一干二净，说得直白一点，实在是太缺少“良心”了。如果说余秋雨从不主动和“官方”拉关系，套近乎，那倒也不尽然。余秋雨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著名学者、专家，擅长于表演艺术是毋庸置疑的，他最拿手的一招是身在此而心在彼，以“隐士”、“半隐士”、“纯粹的文化人”的姿态表演作秀，吸引“官方”即各级领导的注意，譬如余秋雨是怎样打开深圳的局面的呢？朱健国和林晓东（深圳市作协秘书长）在《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披露，林晓东说余秋雨先生到深圳以后，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