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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余秋雨先生，这几年真是他的多事（多事未必不幸运）之秋，麻烦很是不少，而首先就是硬伤缠身。根据我上面的意见，现在来清检一下那些纠缠于他身上的“硬伤”，有些根本是算不得数的，比如在余氏著作中，引用有大量的古典诗词之句，转引中出现有错字错句问题，这就算不得是什么“硬伤”。著作人引文出错是常有之事，即使大师一级人物也在所难免，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引文数百条，经朱维铮教授校订，似乎十之八九都有征引差错，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我这样说不是鼓励胡征乱引，而是说“小眚不掩大德”，对于不影响基本学术原则的一般文字差错，可以不必斤斤计较，更不可因瑕弃玉，唯事嘲讽，连很有价值的主体也一概否定。那么摆在余先生面前的所谓“硬伤”，都该一风吹了？不是，凡事总以有分析为宜，不能搞绝对。余氏著作确实是有“硬伤”的，有些还相当典型。比如有人指出的“致仕”一词，本是古代官员退休的专用语，而余先生将其当求官之意使用了，意思满拧。这样的错误发生在一位著名文学教授文章中，自然会骇人听闻。而如余先生能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也不是就如何丢面子的事。有道是“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勇于承认错误可能还会博得更大的尊敬。余先生本
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批评文章用词尖刻，也是“包装粗砺的无价馈赠，谢都谢不过来呢！”可遗憾的是，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两分家的，具体到别人的批评，他简直是一触即跳，而且文过饰非，几乎不容他人一字置疑。就说他的这个“致仕”的错用，按说称得上是文字丑闻了，可他气壮如牛，偏不认帐，还振振有词地强为辩解说，他是“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所以他将“致仕”解作求官，并没有错误。可是请问，阁下既称是“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那为什么不干脆就用现代话的求官之类词语，偏要用不是现代话的“致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种强词夺理除只能越描越黑外，还透着一种胡搅蛮缠的霸气。对于胡搅蛮缠的人，大家都是见过的，对那种人就是美如杨贵妃，我想你见着也会只想拔腿快逃。最惨的恐怕还要说是余氏散文的发烧友（不必讳言，鄙人也是《文化苦旅》的喜爱者，却说不上发烧），面对偶像如此地布鼓雷门，他们一定会大为失望，并废然而叹曰：“余先生，余先生，你怎么会是这样！”至于有人拿鲁迅毛泽东的文字差错为余氏援颊，亦欠妥贴，试看鲁毛的文字差错，可有如“致仕”乱用这样的“硬伤”吗？我敢说一个没有。这是不能区分一般性的文字差错与“硬伤”的问题，应知不同类不相比嘛！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5节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话，意谓大的道德原则不能违背，小的行为细节不妨给点宽松。这个道理我觉得也是适用于看待文字差错的，理由上面已经说及，而这也是我要探讨一下“硬伤”一词含义的原因。同日，《光明日报》刊发介子平的文章《为余秋雨指瑕》。转录如下： 为余秋雨指瑕 介子平
余秋雨先生以散文传名，其散文被冠之以“文化散文”的称谓。以余先生时下的炙手可热、一枝独秀，树大惹风是情理之中的，这之中虽也涉及到了对其人格的评价，但更多的还是就文章论文章，就历史细节、文词音韵、纪年人名指瑕者。以文化的眼光审视文化散文，无可非议。
为免成众矢之的，余先生曾于1999年发表了匪夷所思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认为批评者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今天已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对这种批评“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敬告”确有简慢失礼之嫌，实“不敬”也。在电视镜头前一向谦逊平和、彬彬有礼的余先生，偶露峥嵘，便显出了高睨自雄、恃才傲物的一面，难怪众媒体一片哗然。子路闻过则喜，大家风范也。指瑕者首先是你作品的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更是诤友良朋，有这么一批高层次、建设性的读者该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大幸。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当年苏轼也有乱点赤壁的时候。唐朝画家戴嵩以画牛著称，有“韩马戴牛”之誉。他在一幅“斗牛图”中将牛尾画的翘了起来，被一牧童看出破绽，指出两牛相争，力在角 ，尾巴是夹在两股间的。戴恍然大悟，连连称是。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乾隆帝曾为此写过一首题画诗，其中便有“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的句子。读者对余先生是抱了很大期待的，希望在他们这一代人中间能有久违的大儒硕彦出现，能有国学家底的传承者诞生，这一期待随着钱钟书、顾廷龙、王利器这一代大家的先后乘鹤变得更为迫切，这决不是对余秋雨个人的苛求。文史功底不够扎实，作学问不求甚解的浮躁嚣狂、粗枝大叶，乃时代使然，风习作祟。
《石破天惊逗秋雨》是本专为余先生作品指瑕的书，副题为“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作者金文明为出版界资深编辑。仅就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著，本书便大大小小、明明暗暗找出了文史知识等方面的差错百余处，这还不算模棱两可之处，而这两本文集的总字数不过四十万言，其差错率在万分之二以上。俯拾即是的差错，扑面而来的问题莫说辑一本集子了，细究起来可出一套文集。秋雨散文流传甚广，往往一经出版即成畅销，仅《文化苦旅》一书1992年至2001年间的正版就印行了47。2万册之多。所以说这样的指瑕之作绝非多管闲事、庸人自扰。
金先生为此“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达200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有500多张”。在考据训诂传统式微凋零的今天，尚有人下这样的死功夫，真是余先生的大幸呵！专业人士的阅读毕竟与普通读者不同，但将史料任我裁剪揉搓、切割锻铸的方式，放在哪篇文章中都是硬伤，而文过饰非、拒谏迁就的态度，放在谁头上都不合适。 （载于2003年7月31日《光明日报》）
同日，《法制文萃报》转载《新闻晚报》孙立梅的通讯，对上海复旦大学附近左岸书店的“三不卖”作了报道。转录如下： 复旦大学附近一书屋： 跟余秋雨沾边一概不卖 孙立梅
“本店三不卖，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众所周知，高校周围的书屋向来都有点学院式的桀骜不驯，不过上海复旦大学南区研究生宿舍附近这家叫做“左岸”的书屋打出的“三不卖”口号，其立场之鲜明却颇为少见，引得不少到书屋来买书的学生在这张招贴纸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还有不少人慕名前来一探究竟。新闻学院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其实书屋的这“三不卖”，基本概括了目前读者所公认的图书市场三大“恶俗”因素。
复旦历史系的一位女生说自己看过所有余秋雨的著作：“其实从1995年前后的《文化苦旅》开始，余秋雨就成了国内文坛的一个现象性人物，那时候大家争着看他的书，觉得游记散文配以人文历史知识，那是很‘雅’的，比一般散文高出一筹。问题是，后来有了畅销书的概念，除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余秋雨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亮相，颇有以‘文化’自诩的味道。到了这时候，就觉得余秋雨在‘媚俗’，看他的书也显得俗气了。”当天下午，从上海乘飞机前往香港。晚上到达后，由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接至宾馆休息。
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孙厚璞的文章《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文中涉及二十多年前我跟前辈学者刘大杰先生的一段难忘的往事，转录如下：
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 孙厚璞
中国文坛，大学问家因为自己的著作出现差错被人指出，而表现出大家风范，并与指谬者结为友好的佳话，层出不穷。下面就是常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的两个例子。
1975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纂筹备工作刚开始，我与金文明共事。次年初夏的一天，金文明兴致勃勃地要我品尝碧螺春茶，我问他茶叶的来历，才知道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送给他的。他满足了我的好奇，向我介绍了他与刘先生结识的经历。70年代初，毛主席当面向刘先生提出要他修改重版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第一卷出版后，金文明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史料差错大小近70处，便“冒昧”地写成书面意见给刘先生参考。刘先生看后大为赞赏，不仅接受，而且把刚出版的第二卷交他的女婿潘某上门送给金文明，希望能继续指出书中的不当之处。金文明当时一面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一面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的起草，工作非常繁忙，仍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查找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书面意见，交给刘先生。对此，刘先生非常感激，便邀请金到家中小酌。两人相谈甚欢，金离去时，刘先生郑重地将两听茶叶和一条中华牌香烟送给金，我也因此而得享口福。刘先生病逝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刘先生的夫人李辉群老师特将选定的文稿嘱女婿送请金文明过目，以免出版后留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