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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报》报道，尔雅发行人隐地建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再版时刊登一小篇“说明文字”，余秋雨还在审慎考虑。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依余秋雨的行事风格，若早从善如流，根本不会惹出这么多的风波，如果要他说明，把硬拗强辩印在书里，明文“入宪”，对自己、对书籍、对出版社，恐怕只是更大的伤害。
（2003年9月3日台湾《联合报》）
余已成为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 曹铭宗
有关余秋雨作品史实错误的争议，国内历史学者认为，余秋雨写的并不是历史作品，不必去挑剔史实错误；但常以历史写作的作家则指出，作家写的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论述，但如果写到与历史有关的文章，应该要自我要求考据清楚。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孝悌表示，他初读《文化苦旅》，看到余秋雨对江南的描写，非常感动，文中有历史、有文化，可以感觉此人长期浸淫于此；但余秋雨被捧成明星，后来的作品就“太轻了”，变成“文人的感喟”，只是在市场上具有文化气息的商品罢了。李孝悌说，因为不再期待余秋雨的作品中有历史，余秋雨也没说自己是历史学家，所以也就不会想去批评；余秋雨是文化散文家，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到的历史，“大家不要看得太认真！”
李孝悌指出，历史书很难，国外有不少能写得有深度又普罗的历史学家，但国内一直缺乏这样的人才，“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不出来，就不要怪余秋雨写不好。”本身也是作家的《历史月刊》总编辑东年表示，余秋雨写的是文学作品，历史考据不必那么严谨；如果《历史月刊》要刊登余秋雨的文章，也会放在谈到历史文化的旅游类。不过东年说，作家对忠于史实应该要自我要求，小说家也要依据历史文本，像他常以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档案为材料写历史小说，对此一时期的历史一定“尽可能的弄清楚”。
本身是散文作家的政大历史系教授彭明辉（吴鸣）则指出，他写散文，如果借助历史，一定会考据清楚；史实错误有其判定标准，余秋雨作品确有很多“常识性的错”，却还从错误中去推论，去做“过度的夸大、浪漫”，完全违背了清代学者戴震所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道理。
彭明辉说，他很担心余秋雨作品对高中生的影响，近年来他主持历史系入学口试，发现余秋雨已成为很多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史实之误 让历史课去解决 曹铭宗
国文老师在意想像的呈现编者不能擅改文章可在“教师手册”说明
余秋雨的文章被收录在教科书，也被指定为课外读物，针对余秋雨的文章被人挑出多处史实错误，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馆长蓝顺德指出，教科书如果有史实错误的争议，国立编译馆会提醒编者，编者也有责任及意愿去考虑、勘酌修改；但如果争议之处是学术界尚无定见者，则国立编译馆会尊重编者的决定。高中国文课本有五六种以上的版本，根据记者询问台北市高中教师及学生，余秋雨《文化苦旅》书中的《柳侯祠》、《三峡》等文章被收入课本中，《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则常被很多老师指定为课外读物。蓝顺德表示，即使余秋雨的文章被认定有史实错误，但如果该文章是被收录在国文课本，并不是历史课本，问题就没那么严重；编者在不能擅自改动文章内容之下，可以在随国文课本送给国文教师参考的“教师手册”中说明。
一位高中国文教师说，他在教授《柳侯祠》时，强调的是文章“文学想像”的呈现，并不会去考据史实问题。
9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记者黄涓的报道《批余秋雨书“登台” 〈文化苦旅〉面临苦旅》。
9月8日，《现代快报》刊登陈克艰的文章《余秋雨与“新文言”》。转录如下： 余秋雨与“新文言” 陈克艰
听说余秋雨先生自诉寂寞，不免有点吃惊。余先生不是当今沪上大名鼎鼎的文章写手么，怎么还会寂寞呢？李白诗云：“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位被陆游看不起，讥评为“浅陋有索客之风”（《老学庵笔记》卷六）的“坎 人”虽然识度甚浅，名心特重，毕竟还知道臭皮囊般的住世之身，不可能万物皆备，也不应该样样都要；寂寞与留名，就像鱼与熊掌，两者碍难兼得，他也就负责地做了选择：不甘寂寞，只要出名。当然，中外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又有名、又寂寞、连寂寞都有名的例外，但那是凤毛麟角的大圣人，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二三子而已，余子谁堪共酒杯？莫非大众化的时代真是无所不能，中国已几千年、世界已几百年不见圣人之迹，市场经济的大潮刚刚涌动，忽然就推出一个了？耳闻不如目验，于是取来《文化苦旅》也“感觉”一下余秋雨。余先生确实为文很能作秀，某些段落写得赏心悦目，如果他并不假借“文化”、“学术”、“历史”这些沉重的东西又把它们弄得很轻的话，那么他的信口开河也许会有趣一些，他的自我倾诉也可能就自然一些。总之，读其文想见其人，与评论家所塑造，以及他本人所帮造的“余秋雨”形象，实在相去很远。
解释这种现象，可以一个关键词概括：“新文言”。新文言不是文言，新文言的高手背得出几篇《古文观止》是大可怀疑的。新文言也不是白话，白话主要是谈话，但如果有谁像余先生那样对我说话，把楼阁藏书丰富叫做“具有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把老房子进深说成“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把坐在电影院里看外国男女搞腐化叫做“陌生的仰望感”，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恐怖，避之惟恐不及的。在新文言的运用上，余秋雨的确堪称高手，“新文言”的字、词、句法和章法余先生均烂熟于胸，得心应手。据此间哲学教授的传达，本世纪的哲学已经发展到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外壳，语言实在我人存在的本质，是我人突破不了的界限。许多人被新文言罩住了，拜读余秋雨大作，因生仰高之感，倒也并不奇怪。新文言大要不出两类型：语言无味的黄脸婆和以辞害意的妖怪精。妖怪精型的新文言，又像一碗混合作料汤，酱油麻油，椒盐精盐，川崎川辣，榨菜香菜，葱头蒜头，香精味精，可谓应有尽有。对石头刺激够味，对身体营养全无。长年以这种作料汤为饮料，可以说你遍尝了天下滋味，但也可以说你全不知味。你一旦掌握了新文言（特别是妖怪精型的）或说一旦被新文言所掌握，你就成功了，也可说完蛋了；入道了，也可说出局了。新文言的弥漫性，简直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举凡一切需要，靠日积月累的下学工夫始能上达的领域，无论科学和艺术，还是历史与文化，只要掌握了新文言都能一朝占领，豁然贯通。10多年前那篇有名的新文言“经典”《歌德巴赫猜想》就引得许多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攀摘“皇冠上的明珠”。一时间，无数宣称解决了“猜想”的稿件，雪片般地飞向数学研究所和报刊编辑部。难怪苏步青先生批评它：“影响很坏！”有位动不动就“惆怅”的先生，之无不识，初阶未登，却喋喋不休地聒噪，自称已经登上了融会科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也靠的是新文言的升举之功。余秋雨则主要用名胜和文物来制作他的“香水泥”（perfumedmud）和作料汤。新文言的妖媚使学生心迷心眩，误认为余先生的确能真实地感受历史和文化，以至于他们只要通过“感觉余秋雨”，就也能够感觉文化和历史了。新文言最大的本事表现在评价方面，最大的无能表现在理解方面，你去问那些瞎起哄说余秋雨“以思想引起了轰动”的男生女生们，余秋雨的思想，他们肯定无词以对，老实说，无营养的作料汤，确实也不值得去花什么理解的工夫。
评价无非两端：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和表扬（包括自我表扬）。黄脸婆式的新文言长于批评，妖怪精式的新文言长于表扬。新文言的表扬功能发挥起来真是无理可喻。例如个别读书人，认真到固执，便去余文中捉硬伤，表扬者回护说：“捉硬伤是枯窘、狭隘、低层次的学者勾当，对余文之大气磅礴不适用。”这等于是说：新文言不仅有胡乱说错的权利，更预先就有拒绝纠错的权利。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9月中旬）第4节 “牝牡骊黄”
新文言一面作践学术，一面却又向学术借光。“学术”一词，在新文言的评价里有两种相反的性质。当你要认真地具体地讨论学术问题，而他无从置喙时，学术便是“枯燥”的、“单调”的；当他要借学术的名义时，表扬自己学术便是“深厚”的、“高雅”的，“学者型散文”显然比“痞子散文”、“小女人散文”动听得多。余先生说自己是在长期“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之后转而去写散文的”。我敢断言，如果余先生真的搬动过典籍，那也只是摭拾字句，截取原料，以便制香水混合作料汤，与我这会儿乱翻《文化苦旅》差不多。把这种动作叫做“埋首典籍”，可见新文言的矫饰和做作。围绕着余秋雨，的确有一场轰动，但这决不是余先生自诩的“高深思想普及化引起的轰动”。如实说吧，轰动是由以传播技术和特定的传媒制度为硬件，以新文言为软件，配合形成的。顾炎武早在300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轰动效应的“机制”：“鄙浅之人，好恶性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日知录》卷十八）看来，又要流行轰动又要高雅深厚，就和要留名又要寂寞一样戛戛乎其难哉！
（载于2003年9月8日《现代快报》）
9月14日，台湾《民生报》发表著名作家张大春先生的学术散文《托余秋雨的福》。谈典说史，驱遣自如，走笔传意，情理皆胜，不愧为文章高手。转录如下：
托余秋雨的福 张大春先说一个成语：“牝牡骊黄”。相传古代极善相马的老师傅伯乐年纪太大了，不能再执事，于是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出外访求骏马。三个月之后，九方皋在沙丘这个地方访到了骏马。穆公问是甚么马，九方皋说是“黄色的公马”（牡而黄）。穆公派人去看，得到的答案却是“黑色的母马”（牝而骊）。穆公于是责备伯乐，怎么推荐了这样一个不称职的替手？伯乐答得妙：“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看起来，伯乐是真想退休到极点了。 从牝牡骊黄说起
不过，如果认真看待伯乐对于九方皋的推重，也不是不能翻辩出一层道理来。这就是《列子·说符》里的一则故事———在《庄子·徐无鬼》里，九方皋叫九方 ，在《淮南子·道应训》里，九方皋叫九方堙———不管叫什么，总之他看上的这一匹马，日后终于显现了天下良马的品质。秦穆公也不得不佩服伯乐鉴识之精，非常人所能及。是以“牝牡